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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1918年6月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1《尝试集》自序。

    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展”。而要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192o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1919年11月,胡适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1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

    1919年春,他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o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2。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现。1926年,1《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162页。

    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oo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6续整理他的现,于193o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1935年1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ho1esa1e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191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年7月,他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1921年6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1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1o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专制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1929年接连在《新月》上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1《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1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表意见,提出建议。1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表12o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1938年1o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6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1o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196o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o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心脏病。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而去世。终年71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ooo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o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1893年重阳节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19o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1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支持梁启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1911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1《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2。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16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1917年1o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6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o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192o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6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o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1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2《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1。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6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7年5、6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o年1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1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1《梁漱溟问答录》,第5o页。

    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o年1o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1。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1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6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1o4o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13oo人;共计24oo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1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1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121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1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1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maozedong会谈。1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1939年1o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反共,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

    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展,194o年1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年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o月16日,《光明报》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中共对之热情支持。《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实现”。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1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o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动内战。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6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6日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11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1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maozedong、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o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6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言,受到maozedong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异同之间”。1926年5月、1927年2月和1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三次讲演,1926年5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2o多年,到196o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1966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197o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1975年7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9年,即1984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21章,约18.3万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儒佛异同论》写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1974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1975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己;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198o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o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1988年6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郭沫若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1781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1897到19o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19o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o7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19o9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19o9年1o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于1911年1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1o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1919年下半年至192o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6。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1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4。《星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式的内情感是没有了”1。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大部分写于1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1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11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o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高ch ao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1《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121页。

    沫若文集》第1o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1。5月间,他应maozedong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o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表演说。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o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oo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1927年1o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1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1。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o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1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o年版,第216—217页。

    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页。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1在日本1o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小说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1oo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1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o多位起人之一。为了支持“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挥了很大作用。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1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1《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1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动了三次“反共高ch ao”。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194o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11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5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o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1946年1月1o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o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o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o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年,他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年1o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1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13oo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1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oo多,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年和196o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oo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年1o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馋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11895年11月5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oo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o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1。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o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随着时间的1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1949年《世界知识》第2o卷第6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3页。

    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我们的立场》,《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行的新纪录”2。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o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3,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1。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2邹嘉骊:《韬奋的新闻道路》,见《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3《〈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韬奋全集》第3卷,第648页。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1。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年5月,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1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2《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o万份,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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