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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1《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61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复兴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共产党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年12月16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此外,洪门致公党在国外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作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共产党联合。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中,挥了重大作用。

    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年8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oo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是不容许改变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实质的。这是国民党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的中国政治同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要以国民党政府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要以美国援助做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内部矛盾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一切牵连。这在美帝国主义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它不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大规模地在军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但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需要和平的时候,还不敢冒巨大风险,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美国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采取一种临时办法,以便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居的地位,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使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参加一个亲美的、以蒋介石为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办法和途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共产党的揭露和抵制;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抛开蒋介石政府,由美国干预另外组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共产党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政府动内战,1947年1月离开中国。马歇尔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演变过程。

    苏联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同时三国达成协议一致支持以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国民党承认了苏联要求在我国取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则一再向美国和国民党表示:与美国一致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时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以上这些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曲折复杂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政治协商会议;而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当时国内政治展的一个关键。

    第二节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5年8月28日,maozedong应蒋介石电邀,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maozedong同蒋介石就和平建国大计进行了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纪要中说: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自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南方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国民党对此未置可否。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都被国民党拒绝。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双方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先决条件。国共谈判期间,内战在局部地区相当激烈地进行着。1945年9、1o月间,国民党军在平绥路、上党地区、平汉路向人民军队动进攻。人民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从11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爆了大规模的人民反内战运动。为镇压人民反内战运动,国民政府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人民军队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人民反内战运动,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抑制作用。12月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重申对华政策。这些因素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举行。

    1946年1月1o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38名代表,其中有国民党的孙科、吴铁城、陈布雷等8人;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7人;青年党的曾琦、陈启天等5人;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9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蒋介石为会议召集人和当然主席。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的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势力在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会议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主张“扩大政府组织”,不同意改组政府。

    具体意见是:扩大国府委员名额。国府委员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在委员名额中国民党要具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府委员会无用人权。国府主席有紧急处置之权。共产党主张: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政府必须改组。改组政府要有共同纲领。国府委员会应有用人权。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能过三分之一。国府委员人选不能由国民党中央通过。要防止“手令制”。民盟代表提出改组政府的三项要点:要有共同纲领,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经过争辩和协商,最后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有权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任免各部会长官及任用立法委员等。国府委员名额为4o人,国民党占一半。重要议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主张,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要求。

    关于军队问题。这个问题是会上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一定要“军队国家化。青年党强调“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贯彻了国民党的意图。民盟则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共产党主张:要使军队国家化,必须先国家民主化,就是说“军队国家化既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1。军队国家化就是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增加的名额中有将近一半为国民党指定。这种意见遭到中共、民盟和进步的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名额共2o5o人,包括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o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oo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这就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民大会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仍然有效,多数代表强烈反对,主张对它作原则性的修改。共产党代表提出制定宪法的四条原则: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应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法;宪法上明白规定有关军事、文教、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经过争论,决定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这些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这就规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基本上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通过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共产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斗争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决定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这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由于这些成就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做法,使它在中国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违反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意志的。政协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就是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否定。因此政协会议及其各项决议,必然遭到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会议进行期间和闭幕以后,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多次破坏在沧白堂举行的演讲会,打伤讲演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宪兵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知名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及群众6o余人。从2月22日起,国民党在重庆和其他一些大城市6续举行反苏反共游行。这些暴行和游行,目的就是破坏政协会议的正常进行和会议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民主政治气氛。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法西斯分子猖狂反对政协协议,尤其反对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蒋介石宣称宪草修改原则的若干点“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多方设法来补救”。全会通过了一项《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宪草修改原则:省无须制定省宪法。这次全会还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的工作。又决定各党推选的国府委员要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些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做法。这就完全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民主宪政原则。

    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的和平建国愿望成了泡影,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十七章中间路线的破产和“南北朝”的幻灭第一节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的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此,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

    国民党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期间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国民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由于旧民主主义对人民民主主义的排拒性,某些党派和个人更竭力地宣传中间路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为实现中间路线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1946年11月25日,国民大会召开1o天之后,民盟负责人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龙门酒家招待新闻记者,表了书面谈话,并由罗隆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书面谈话说:“中国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民主。但团结、统一、和平是国家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节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从今年2月政协闭幕后直到今天,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第二反对内战。”“中国当前有无数个问题待解决,但最紧要的问题是停止国共两党的武力战争。我们民盟认清了这个重大关键,因此我们愿保持在内战环境中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节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以上书面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站在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民盟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也是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表了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这是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中间路线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张文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调和美苏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以上说的是“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接着他论述“国共两党之中间”。他说:“国民党虽没有明明白白主张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共产党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展之。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介于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路线。

    “站在第三方面”,极力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人,是施复亮。

    他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间派的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的时候,连续表文章,加紧进行中间路线的宣传。综观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轮廓和各个方面。他所阐述的中间路线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

    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1第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1。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2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1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1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1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出版。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2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1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2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8日。1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1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年1o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1o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第二节“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

    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共产党、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年9月1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上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年6月25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2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腐败,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共产党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月29日《大公报》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o万。至共产党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共产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共产党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共产党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共产党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年7月4日出版的《时与文》第1卷第17期上,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十分流行,国民党的军界政界也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论盛行的时候,1947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maozedong”。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示。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并公布了“总动员令”。7月5日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表了“共匪叛国,逆迹昭彰,政府戡乱,吊民伐罪”的谈话。7月6日蒋介石向全国表“戡乱建国”的广播词。他对国民们说:“我们要毫无迟疑毫无保留的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凡我爱国同胞,务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认清目标,积极努力,乃可以加强军事力量,缩短战祸日期,及早达成戡平叛乱的目的。”同日陈诚在“告全国官兵书”中说:政府已“下令动员全国力量,戡平叛乱”,全国官兵要“彻底奉行政府戡乱政策”。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总动员令”布后,国民党在许多城市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7月2o日,在南京召开的戡乱救国运动大会上,喊出了“消灭共匪”、“枪毙maozedong”等口号。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南昌、汉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开了戡乱救国运动大会。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表明了它要把与共产党的战争坚决打下去的决心,这也就是对“南北朝”论的回答。

    至于共产党方面则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说法。三路大军南下作战以后,仗打得非常顺手,是更加不愿意出现“南北朝”局面的。与国民党政府布“总动员令”、大搞“戡乱救国运动”同时,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布的对时局口号的第1条说:“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其中说:“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7年1o月1o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的内战罪犯”;“没收官僚资本”等项政策。同一天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口号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有利形势和政策来看,中国能出现“南北朝”吗?

    不可能。

    “南北朝”本来就是一种对时局的估计,当然持“南北朝”论者认为它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第三节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1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共产党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1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2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1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2《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1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在1o月1o日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3。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到28o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o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和maozedong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林彪、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o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o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o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8o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年财政赤字达到9oo亿元。以这年6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行纸币。法币行额至1948年8月已达66369oo余亿元,比1937年6月增了47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ooo元比1元,8月为11o88ooo元比1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月为15o万元,8月为65oo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年上海3ooo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o%。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o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行2o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飞快地贬值,1949年4月15日一天之内贬值4o%。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上涨128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展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年元旦,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共产党的严厉拒绝。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指示反对和谈。3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月24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中共代表宣布以4月2o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maozedong、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maozedong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maozedong在报告中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义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会议考虑到今后阶级斗争形式和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经济政策原则的议定。在此以前中共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经济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1948年9月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它成为这次会议分析中国经济构成和制定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maozedong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悬殊,即工业生产的极端落后,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点。“从这一点出,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报告说:国家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容许它存在和展,一方面要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都是随后制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加紧进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在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即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maozedong、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和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的大规模作战。

    从4月21日起,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oo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解放军大军渡江成功后,南京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向外地逃跑。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在蒋介石的总统府插上了解放的红旗。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灭亡。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人民解放军扫荡残敌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的同时,作为新国家标志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为迅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好准备。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maozedong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一个新国家即将诞生了。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怎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过论述,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1949年6月3o日maozedong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理论和基本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和确立国家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文章中,maozedong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接着论述了中国人民如何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指导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过程,阐明在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他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国家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国家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国家在将来要消亡,但是现在必须强化。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这个条件是不行的。这些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国家的经济制度怎样,这是决定国家性质、为各阶级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共产党人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6月刘少奇在共产党内讲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种国民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展,但要以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它同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

    南京政府的垮台,新中国的筹建,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这个事实震惊了美国统治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吵。麦克阿瑟等一些人攻击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等的对华政策。杜鲁门等为了替自己辩护,于1949年8月5日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订立《望厦条约》至1949年中国全国基本解放期间的中美关系,着重叙述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这样,白皮书就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华罪行的自供状,就成了中国人民揭露美国侵略的有用材料。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表《无可奈何的供状》,开始了对白皮书的批判。接着maozedong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在新华社的起和带动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表了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白皮书的表和对它的批判,宣告了1oo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终结。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是对亲美崇美思想的一次大扫除,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又一次批判。这场批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时建立扫除了很多思想障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共662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党派的代表,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人民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maozedong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o日选出了以maozedong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出了63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maozedong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展。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政策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会议规定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1o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maozedong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都3o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九章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1919年至1949年这3o年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叙述的。这3o年的历史,理所当然地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继续和展。但它既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就会有它独具的特点,有它展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它既为未来开辟道路、提供条件,也为未来设置局限。因此这段历史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总结的。这里只从历史展历程及其归趋上作一个扼要的回顾式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就广泛深入地领导和动起中国革命运动,很快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政治力量。从此中国的阶级关系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贫苦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是最进步的革命的集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的自由职业者,构成了一个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结合为一个反动集团,他们掌握着、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是当权派。这样三个集团的分野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形成。那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和政治活动人物,大力宣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废督裁兵”、“好人政府”、制定宪法等主张,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政治方案。他们的主张集中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阀官僚们则以国家政权为工具,剥削和压迫全中国人民。这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明显地出现了三个集团和三条路线。从此,也就出现了三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学说,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社会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1927年已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左”倾路线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了民主共和国。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又重提民主共和国口号。到maozedong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备了起来。maozedong提出一个公式:“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此后,这个理论在具体阐述上更加完备,到1948年,maozedong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1maozedong:《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aozedong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9年maozedong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它能够消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也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

    1927年以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具体的掌权人物变了,但政权反人民的根本性质没有变。1927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目标没有变,依靠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方针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这时出现了一些明确声明既反共又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党和政派,它们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等。当时人们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他们似乎也乐于接受这种称呼。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国共两党之外和之间的一种政治势力。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党派以外,中国社会上的许多人,有同他们一样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治集团以外还有一个中间集团,这是客观存在。当时中共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一个文件上说,国共分家以后,一部分政治活动人物“一方不满意c.p.的革命策略,深恨工农运动过火,一方受国民党在朝派之压迫,没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动”。但认为“革命已经进到工农民主独裁制的直接革命阶段,客观上不容许中间阶级的存在”1。因此中共对他们采取了打倒的策略。但中共主观主义的政策不可能消灭客观上存在的中间集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集团:进步集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根据这种划分,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日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顽固集团转变为反革命集团,共产党对它的策略也就由孤立顽固势力,转变为打倒反革命势力了。

    这种三个集团的划分,是中共策略总方针的阶级基础,这个策略总方针的明确规定和正确执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到1949年,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治全国。

    这个政府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掌权的军事独裁政府,一1《中共通告第四十六号》,1928年5月11日。

    般说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蒋介石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民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民主的影子,他推崇的是“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2。蒋介石靠军队实行统治。他说“国家之生命力”有三,即教育、经济、武力。但认为:“广义的‘武力’不仅是教育与经济皆包括在这武力之中,凡是学术、政治、外交、文化、军事、思想,尤其是主义和其他一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又说:“人类一切文明,就是由战争而生,因战争而进步”1。可见在他的思想中武力就是一切,战争就是一切。他对苏维埃区域实行武力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实行白色恐怖。有时蒋介石也说要实行宪政,但“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2。蒋介石南京政权在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反动的政权。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抗日,另一方面又反共反人民。因此中共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那时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还不是要消灭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共产党的策略原则是以斗争求团结。

    抗战胜利后,中日矛盾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在抗战刚刚结束时,由于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促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采取了和平斗争的形式,具体表现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三个集团的三条政治路线主要表现在建国问题上。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如何保持并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反动统治。蒋介石说是要实行“民主”,但是民主必须以“统一”为前提,说要促成民主宪政的实现,但又说“政府的基础不容动摇”,国民党“对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1。所以蒋介石说要实行民主不过是个幌子,实质上他要维持的是独裁政权。蒋介石集团力求在政协会议上贯彻这个方针,但在会上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斗争,由于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方针未能实现。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决定实行内阁制、国会制、省自治制的制度。这样就和国民党的方针相违背。所以政协闭幕后,蒋介石集团马上撕毁政协决议,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

    中共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又分两方面:一是战争。这是主要斗争方式,依靠武力打倒蒋政权。这是打倒蒋介石的第一条战线。二是国统区的群众运2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

    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

    maozedong:《新民主主义的宪政》,《maozedong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蒋介石:《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动。这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这样从前方和后方两方面向国民党的统治动进攻。这种进攻很快取得胜利,1949年推翻了南京政府,蒋介石集团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退到台湾,中国大6全部解放。这种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种方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共同中间集团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中共为代表的革命集团同中间集团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斗争。在抗战期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中间集团特点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党在开始成立时,领导人就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他们努力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基本口号是“调和国共”、“兼亲美苏”,主张用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主张“多阶级融合的民主”。总之,这个党要求在中国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他们的建国方针,他们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宣扬这个方针。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中共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对抗。但就在这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宣传只有他们的路线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前,他们有人还幻想中国出现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这种幻想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和蒋军迅溃败而破灭。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三条路线破灭了,但是仍然有人怀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集团的政策,在改变了“左”倾错误以后,一直采取团结的态度,同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内部斗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采取政治思想批判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走第三条道路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美国表“白皮书”以后,共产党在全国起了一个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运动,同时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1948年4月3o日中共中央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这个号召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赞同和响应。中共动员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他们进入解放区后,受到了现实的教育。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筹建新中国而努力。这样在共产党的争取和帮助下,他们逐步放弃中间派立场,归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上来了。中共采取的人民内部政治思想斗争方式,是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第二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运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

    中共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也就是人民共和国路线。中共的政治路线与其他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终见分晓。中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除了外国强敌侵入中国的时期以外,双方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把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6赶走,在大6上清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通过人民内部的斗争,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克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使中间集团归属到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现在一般的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书上对于第一种斗争叙述的比较明确,但对第二种方式的斗争叙述的不够突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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