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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它刚刚生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事后我们从历史展上看,上述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政治家不能不援引共产党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这反映了历史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中共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中共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中共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中共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中共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中共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中共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共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共产党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中共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1894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生,梁启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共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1924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肯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共“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1.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高ch ao。

    第四章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17年革命斗争之后,maozedong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中共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中共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动劳动立法运动。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高ch ao。同时中共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高ch ao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1925年爆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高ch ao。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中共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1.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1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1maozedong:《战争和战略问题》,《maozedong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材;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1。1927年4、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2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11925年1o月1o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表了一个《告农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1页。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页。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1。1926年7月12日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2。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3中国共产党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1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共产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8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2页。

    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2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中共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年1o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o月16日孙部夏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共产党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被孙军击败而没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过36万人。2月21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2o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1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o万人。经过3o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2同上书,第227、228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页。

    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共产党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1事隔多年之后,中共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现近代中国革命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共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1。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2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1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193期,1927年版。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46页。1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299页。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431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中共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3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ch ao,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年11月3o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3此文表于《新青年》第4号,1926年5月25日出版。

    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共产党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中共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一节政治上的独裁统治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6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大元帅。安国军政府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6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反共,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腐败、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1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共产党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共产党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共产党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腐化与恶化》,《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节对外政策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o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6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o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共产党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反共,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1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1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2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1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o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928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1月18日蒋介石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2。2月1《大公报》,1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大公报》,1927年8月8日第六版。

    大公报》,1927年7月9日第二版。

    大公报》,1928年1月2o日。

    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月7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与各派反共势力的妥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中共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布命令,“通缉”共产党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动清党运动。同月22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1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6、7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6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共产党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共产党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共产党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共产党”2。1927年6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1928年2月6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1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反共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大公报》,1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大公报》,1927年6月15日第六版。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第五节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1928年1o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表过类似的主张。1927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1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2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反共议案,其中说:“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专制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1。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1《革命周报》第1期,1927年5月出版。

    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民书店1928年7月版。

    分治合作问题》,见《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革命周报社行,1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2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1928年底取销,虽延至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1927年6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o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1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表《今后党员与1《胡汉民、孙科条陈国政》,《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2,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月9日,蒋又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3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月15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④1o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中共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大公报》,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大公报》,1928年8月1o日第二版。

    大公报》,1928年9月16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展异常迅,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高ch ao。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的国民党先后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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