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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皇朝经世文三编》,8o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篇。

    时务经世文编》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128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五月间的文章,共557篇。

    皇朝蓄艾文编》,8o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o79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等等。

    第七节报刊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高ch ao。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高ch ao。辛亥革命爆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o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o7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年停刊。《益闻录》,1878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高ch ao。在1895—1898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o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年8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年1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1o日1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又出了1o期。

    知新报》,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o1年停刊。

    国闻报》,1897年1o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年5月6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o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oo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o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o7年8月终刊,共出69期。

    政论》,19o7年1o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o1年在上海出版,旬刊。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年6月停刊,共出52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前以梁启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o2年1月创刊至1911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oo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o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o4年3月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共出44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在国内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约12o多种报刊,其中日报6o多种,期刊5o多种,行数量最多的达2万份。

    中国日报》,19oo年1月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日报日出两大张,同时附出《中国旬报》刊载长稿。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曾和香港的保皇派报纸《商报》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苏报》,1896年6月创办于上海,初以报道市井琐闻为主。19o2年章士钊任主笔,渐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o3年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苏报》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学生中,创办一批宣传革命反满的报刊。19o1年有《国民报》,19o2年有《游学译编》,19o3年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19o4年有《白话》,19o5年有《醒狮》,19o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报》、《鹃声》,19o7年有《汉帜》、《晋乘》、《粤西》、《河南》,19o8年有《四川》、《夏声》等。其中尤以《民报》影响最大。《民报》的前身是华兴会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o5年6月创刊于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这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撰《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布于世。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共出26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讨》。内容以政论为主,宣传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谬说,甚得读者欢迎,销数一增再增,行至18期以后,销数已达12ooo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最著名的当数相继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世称“竖三民”,主要创办人为于右任。《民呼日报》,19o9年6月创刊,出至93期被查封。不久改办《民吁日报》,19o9年1o月3日创刊,11月19日又被查封。191o年1o月11日又创刊《民立报》,继续出版至1913年9月4日,其间对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积极的报道和评论,被袁世凯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的报刊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清朝政权的垮台,使报刊一时间空前繁荣,全国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几乎都有报刊出版,由原有的1oo多种,骤增至近5oo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得以抒的时期,如前述《民立报》之外,尚有北京的《国光新报》、上海的《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以及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

    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的展,各政党、团体、政治派别、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都可以创办报刊。比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报》,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兼总编辑。其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后成为共和党的报纸,1915年6月停刊。

    民声日报》,1912年2月在上海出版,为黎元洪创办的报纸,反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后为民社机关报。

    庸言》,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政论为主,实际反映进步党的政见。

    亚西亚日报》,1912年在北京创刊,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不忍》杂志,1913年2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为创办,仍然表反对共和的主张。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阀统治下,报刊受到严重摧残。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创刊,中国报刊又有新的气象,《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等相继出刊。

    第八节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中国近代文献有过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宫档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有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从法、德、英等国图书馆现太平天国印书多种,拍照或抄录回来编印出版。说明人们已开始重视近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是在建国以后。主要有:《近代史资料》期刊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表。

    中国近代大事件专题史料按中国近代大事件编辑史料,当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拟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共12个专题,在编辑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去搜集、整理、比较、选择,几经修订而后定稿,便显得清楚严整。有关的上谕、奏折,全是就清故宫档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确。

    也有考核不精致选入伪作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中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义和团》中的《景善日记》,都是伪造的1。至于选材时之取舍或有不尽适当之处,要算是在所难免的小疵了。

    这套丛刊,总计有25oo万字,搜罗宏富,把许多分散在各处的史料,包括一些流传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编辑在一起,呈献在读者面前,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甚多,仅有这样12个大事件的选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情况或事件就包括不进去,例如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日俄战争,就无从涉及。而且只就这12个大事件的史料来说,丛刊已选录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断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1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程明州:《所谓〈景善日记〉者》,见《燕京学报》第27期;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等,为数甚多。近年又计划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拟定的第一批专题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续编》11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续编》8册,前2册为中文资料,后6册为翻译法文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末教案》6册,前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为翻译外文档案,均已由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而以经济史资料尤为显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重要者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

    其他关于地方或个人企业的经济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蒋德学主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键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以及《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绩也相当可观。

    中国近代军事史料,有张侠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和《北洋6军史料》,杨志本主编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李甄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等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孟广耀编的《中俄关系资料选编》等。

    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建国以来,对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文文献资料,也6续选译出版。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书中,也有一部分单行编集出版。如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王崇武等编译的《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许崇信等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译的外文资料,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近代史资料期刊1954年《近代史资料》出刊。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一个资料性期刊。初为季刊、双月刊,中经停顿,“十年动乱”后复刊,现为不定期刊,而总数已出至8o多期,表了一千四五百万字的资料。内容包括自184o年以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以及图片等原始资料,成为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读的刊物。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尚编有《近代史资料专刊》2o多种,如《太平天国资料》、《庚子纪事》、《山东义和团案卷》、《民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等。

    近代史资料》极少表清宫档案,而整理表清宫档案的则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89年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不定期出版,1973年开始,至199o年已出至第14辑。

    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6续刊布清宫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是上承以上三种档案丛编而来的,就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以及少数明代档案,以专题辑录,每辑一般收数个专题。如第1辑的专题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辛酉政变》、《洪全福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o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后,maozedong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6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展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ch ao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o—185o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oo年、19o1—19o5年、19o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6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ch ao”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ch ao”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o万言,共88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oo万字,现已6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年7月25日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先向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先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6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o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oo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o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maozedong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的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o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和展”。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6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生更大动摇的表现”。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6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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