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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2《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

    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16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月1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1月2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展对华贸易,自1728至1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展尤其迅。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过百万卢布1。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1756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1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oo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展。

    第六节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oo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1。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2。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至184o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1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农具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1。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o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近畿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1翟允禔:《从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1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1,“井利甲诸省”2。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3。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1光绪《正定县志·方物》。

    皇清经世文补编》卷38。

    续修陕西两通志稿》卷6《水利附井利》。

    第二节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生产技术管理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序苟能详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郑世铎注释说:“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个项目,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四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垦之理既明,布种之道宜知”;“布种之道既明,耘锄之功莫缓”;“既知耕种栽锄之理,更明稼穑消息之机”。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细燥而易于受水,一有种植,根本深固,外风不能入,内泽不能出”,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马农言》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如说“小满花;“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等。《知本提纲》、《农言著实》、《潘丰豫庄本书》、《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等书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耕地技术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要的一个环节,乾隆时的《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曝晒,“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有“以大育之功”1。《齐民四术》对南方水稻冬闲田的土壤耕作记述得也较细致、系统。

    耕地技术,这时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浅—深—浅。《知本提纲》概括了这一耕法:“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1《知本提纲·农则》。

    一是垦倒极深,“倒”为再次耕翻,即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八九寸,不过一尺,《齐民四术》在记述土壤耕作时特加注释:“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软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泽”。另一是冻土晒垡,《畊心农话·树艺法》介绍:“凡种两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听其冰冻土经冰过,则高不坚垎,卑不淤滞,锄易松细,且解郁蒸之后气,而害稼诸虫及子,尽皆冻死也”。

    第三节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展作物构成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称,人们衣食之源的稻麦、杂粮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种植的情况大致是“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偶有以为蔬者”。烟草自明中叶传入我国后,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烟草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就展到“耕地十之六、七闽中更甚”1;有的地方则是“良田尽种烟草”1。到鸦片战争前夕,有些地方烟草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商品经济的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明清时期“一岁数收”多熟制的迅展。“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一岁数收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确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刘贵阳《说经残稿》:“坡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种糁子麦后亦种豆。”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课稻编》介绍:“吴、昆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这是太湖地区的二熟制。同治《江1康熙《龙岩县志》“土产”、《皇朝经世文编》卷36。

    皇朝经世文编》卷36。

    夏县志》:“谷与早秧、晚秧,早秧于刈麦后即插,六月中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稻后,仲秋时获之”。这是湖北武汉一带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广东一般都种双季稻,种麦后也成为“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是18世纪下半叶杨岫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知本提纲》指出:“补助肯叠施,何妨一载数收”;郑世铎又作了详细注释:“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接着他又列举出一个旱作地区“一年三收”之法。《修齐直指》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岁数收之法”,并提出二年之间在一亩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萝卜、大蒜、小兰、谷、小麦等作物。《齐民四术》则介绍了长江流域以晚稻套种在上熟稻内,和泥黄豆套种在上熟稻内等不同方式。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数收”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补助肯叠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还因适当的作物搭配而有利于桑树、果木的生长。

    第四节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1。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1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施肥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大法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1,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展。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虫大,捉之可尽”2;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3。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1《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农桑经》。

    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④。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1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成熟种子用来育苗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1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的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1,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农书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书有王心敬《区田法》、帅念祖《区田编》等等。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

    第一节旗地在清代土地制度中,旗地是特有的土地占有形态。

    旗地的形成天命六年,后金占领辽沈,并迁都辽阳,布“计丁授田”令,将辽沈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驻地军士耕种。这是最早的旗地。而旗地的大规模形成却应该是在入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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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与圈地令下达的同时,顺天巡按柳寅东上疏言“满汉分居”之便:“第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要求“满洲各住一方”,使“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这样满洲汉地房“兑换”又提上议程。顺治二年十二月,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又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实际上“兵民杂处”、“满汉分居”等均非换拨之真意,以瘠换良,无限量的霸占土地才是拨换的实质。

    清初的圈地、拨换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开始,历四十余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统计:“直隶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二千余里。”圈地的停止,是广大汉族人民,包括官员、缙绅反对和斗争的结果。

    所谓圈地指的是与步弓丈量不同的量地方法。“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姚文燮在《圈占记》中记述:凡圈民地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田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1《八旗通志》卷18。

    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法,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1两骑携绳奔驰,那管有主、无主,皇亲、百姓,绳索之内尽归为旗有了。伴随着圈地出现了投充,投充者一般可分为两类,其中被勒逼者占绝对多数,为了保全性命和点滴财产,所谓“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有少数“投充者,非大奸巨恶,即无赖棍徒,始冒人地为投充,即倚投充而肆虐凌侮官员,欺害小民,任意横行者。”兑换、拨补始于顺治二年,镶黄、正白等六旗大规模兑换,此次波及面更大。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只能停圈,将旗地的扩大转向口外。康熙九年,户部遵谕议:“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罗文峤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外地拨与镶白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镶蓝旗,诏从所请。”2康熙中期以后,盛京三部又在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等地圈占土地建立庄屯。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建立庄屯。总之,圈地并未真正停止,只是从关内转向关外。

    旗地的类别、数量和性质旗地按其坐落可分为:畿辅旗地、盛京旗地和直省驻防旗地三类。畿辅旗地是坐落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余顷。盛京旗地为坐落盛京、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直省驻防旗地是旗兵驻扎各直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1。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总数很难统计,数量不大,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圈地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顷十六亩2。而据地方志统计却远远过此数。清统治者从所圈土田中1《皇朝经世文编》卷31。

    八旗通志》卷18。

    清世祖实录》卷2o。

    八旗通志》。

    先选择膏腴上地设立皇庄,其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是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为一般旗地。这样旗地又可分为皇庄、王庄和一般旗地三类。

    皇庄,也称内务府官庄,简称官庄。据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昭梿记载;皇庄共占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包括畿辅官庄和盛京户、礼、工三部及三陵官庄两部分。计盛京庄八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喜峰口古北口外百三十八、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但实际还要多些。

    皇庄起源于入关之前,天命十年议准,附近州县入官地一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八亩,增设大庄二十三所半庄七十三所。

    皇庄种类繁多,有银庄、粮庄,有菜园、果园、瓜园,有蜜户、苇户、棉户、靛户,有煤军、灰军,等等。

    银庄,所谓顺治初年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计立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计二百八十五。计“上地二十八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七百两。上地二十一顷之庄头一名,纳银四百两。下地二十七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三百两。畦地二顷三十八亩之庄头一名,纳银二百五十两。地十八顷之庄头二十九名,各纳银二百两。地九顷之庄头二名,各纳银一百两。又地七、八顷之庄头九十七名,共地一千零二顷二十亩九分,各按亩纳银一钱一分有奇。”1除带地投充人外,还有不带地的投充人,由清皇室“各给绳地”,每绳四十二亩,叫绳地人,对他们是按亩征银,每亩三分草一束,按清代习惯草一束折银二分,共五分。纳银庄头所交银两较轻,最高者每亩二钱五分,最低者只五分,因为是投充,均给予一定优惠,以鼓励群起效尤。

    粮庄,情况较银庄更为复杂。清初定每庄耕地一百三十晌,另给四晌作为场园马馆,给牛八头,还给房屋、口粮、器皿、田种等。康熙九年增庄养丁,每庄地十八顷,壮丁十五名,佥一名为庄头,叫做整庄。半庄地九顷,壮丁七名,佥一名为庄头。康熙八年时将各庄分为四等。康熙五十一年定:“一等庄岁纳粮二百五十石,二等庄二百石,三等庄一百九十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半分庄每岁纳粮六十石。纳粮庄中又有豆粮庄和稻庄等。豆庄多系带地投充,各庄土地数量并不划一。稻生长于水田,稻庄的土地数也不划一。粮庄虽有纳粮定额,但却时有折变,还不时有各种花色的附加,如康熙十二年令:盛京及关外各庄,不论等次岁输鹅一。雍正十三年又定:“关内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广储司红花八两,内管领埽帚二十,笤帚三十,瓢十九,芥子一斗,蓼芽菜子一斤关外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茜草五十斤,线麻十八斤,小根菜蒌蒿菜各十六斤,黄花菜十斤。”

    菜园、爪园情况类似,康熙十二年,“安设瓜园菜园,除额给地定“瓜菜园一律给旱地九顷”1。果园分布在盛京、广宁、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分为投充和自设两种,据统计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千一百七十三名,携地来投新园一百二十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2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3。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1《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

    清朝文献通考》卷5。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1.“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兜娇滴跏哪耆四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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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1《清朝文献通考》卷1。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1。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2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1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到康熙九年,1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清世祖实录》卷9o。

    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2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2《八旗通志》卷18。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畿辅通志》旗地条。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清高宗实录》卷1o4。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1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展了。

    乾隆九年,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生变1《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1。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佃户,与仆无异。”1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2。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3。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1《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6、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o9《刑律斗殴》。1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6《风俗》。

    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张光月:《例案全集》卷6《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④。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⑤。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6。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⑦。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⑧。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1。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2。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3。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

    谈到主尊佃卑,还有个社会习俗问题。这个问题,文献上有时还谈得不很多,或不很明确,但在社会上,直至近代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清代律例谈到佃户或雇工与田主之间有无主仆名分的时候,往往要看佃雇与主人能否“同坐共食,彼此尔我相称”,有时也提“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同坐共食”、“尔我相称”或“平等相称”,都好理解。什么叫不平等相称呢?就是佃户、雇工称主家的人必须尊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而主家人称佃户、雇工则可以不论辈分,直呼其名。凡是缙绅地④参看何龄修等合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3o4页。孔府档ooo五o六九之二十五。⑤光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刑律·斗殴》上。

    光绪《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风俗》。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11《职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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