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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守将达里麻降。庚子,汤和破延平,执陈友定。先是友定大会诸将,杀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壶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诸将请出战,不许,诸将屡请不已,友定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2心,杀萧院判,刘守仁被迫降明,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将李文忠、胡廷瑞率部会师,攻城益急。友定见大势已去,饮药自尽,其将白哈麻、谢英辅自杀,赖正孙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气未绝,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子宗海自将兵来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师。朱元璋责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6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诛杀。二月,明兵取兴化、泉州、漳州、潮州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冯谷保等曾在将乐、清流、宁化等地据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邱处机八思巴爱薛第一节邱处机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领邱处机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领。他1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领李全、益都金元帅张林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o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o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1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又译思八、拔思、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启行前往,1246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

    1255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o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年去职。1287年卒于朵甘思。

    系统。1286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年去职。

    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o4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o5年至1314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15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27年至133o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o二均记其天历二年,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年至1359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年至1362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第三节爱薛代父应召爱薛、《元史·爱薛传》。2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1。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1。

    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o8。

    第十六章札马鲁丁郭守敬第一节札马鲁丁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1。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人2。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生在1258至126o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7788xiaoshuo.com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1Jdc.{0,10}o.{0,10}m。2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o年版第48—53页。世祖中统二年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

    至元十年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1。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o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2: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1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1o页。

    hartner,Theastronominettsofnetg,theirIdentifinet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ofmaragha,Isis,195o,Vo1.41,p184。Jdhamiennetneta,Vo1.III,netiversitypress,1959,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6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6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1-ustur1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6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oo刻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刻再分成36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o°制度的衍生。因为1oo刻x36分刻=36oo分,而36o°x1o分度=36oo分。且36o°或36oo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oo刻或传统的1oo刻x6o分刻=6ooo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醮谓省锻蚰昀分螅辽僖恢毙杏玫?314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皇家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本1。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2。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2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郭守敬生平事迹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1,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1,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o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1。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挥了惊人的创造力,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1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1。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六合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六合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41oo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等分,每刻则分成6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4161611o13616o1o11o1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六合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1。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o.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1;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2。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3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小xue。定极外环两边,亦有小xue。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3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1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1;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2。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3。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④。更有1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1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期,1977年7月。3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o年版,第2o7—2o9页。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1。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2。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16.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⑤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6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卷第5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3页,中译者注2。2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1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1,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1。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1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慎的2。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o°.o75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颗星1464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o颗星2。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官1374星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度分为1oo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2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第67—72页。1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卷2期,1994年。2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章第3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3。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最大也仅13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1。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o2。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o。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3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节,第79—86页。

    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ε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1。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1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376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2,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o4294381365385153914这两历就称81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1。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6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1。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都定在大都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6运。而6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1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年,邮电部就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1。197o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8°n。1977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o12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中国古代科学家》,编号纪92,1962年12月1日行。郭守敬像为第7枚,简仪为第8枚。

    第十七章王祯黄道婆忽思慧第一节王祯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1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1,“尝见于江浙农家”2,“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3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1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

    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1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2《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1。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2。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1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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