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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方国珍兄弟于至正八年。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十三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但福建陈友定仍忠于元廷,一条从福建绕过江浙直通大都的海道得以一度通行,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时凑集一些粮食接济大都,直至元亡。

    第七章钞法第一节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元朝沿袭金代钞法并进一步完备,是中国古代纸币制度最盛行时期。元廷统一行纸币,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行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中国纸币制度渊源于唐代的“飞钱”,创始于北宋四川民间行的“交子”。四川交子不久收归政府行,并逐渐扩大流通于陕西、河东等地区,北宋末改称“钱引”。南宋时,除四川钱引,自2oo文至1o贯十余种。宋交、会以旧换新,扣纳纸墨费每贯3o文;金交钞昏新兑换,工墨费15文。以上是宋、金纸币制度的大略。宋、金纸币均与钱并行流通。这个时期,银被作为货币手段也逐渐盛行。

    纸币制度实行后,因朝廷滥,军国经费皆赖以支用,出多入少,以致严重贬值,宋、金均同,而以金朝末年为甚,“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间不肯用钞,但以银市易。

    蒙古初无货币,只以羊马及其他畜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征服中原、西域后,获得大量金银,遂主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征收中原差、税课亦以银为主。但纸币在中原行用已久,成为主要货币,虽弊玻鹨揭字砻窦浯颖懵蚵簦旄锶テ阶贾佟?br />

    中统元宝钞法大略为: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烂钞1“千”疑为“百”之误,见吴晗《元代之钞法》。

    元典章》卷二一《仓库·把坛库子》;《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行用交钞库》。可持赴官库倒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3o文;自中统钞行,各路原行用旧钞一律停止使用,民间持有者许赴钞库兑换。

    中统钞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限制,每年常在八万锭左右,多不过十余万锭,少则二万余锭;所印料钞储于总库,只是下各钞库兑换金银、昏钞,一切经费不许借支;国用支出限在税赋所入额内,量入为出;各钞库所积银本充实,子母相权,兑换流畅,稍有壅滞,即出银收钞,使民无疑惑;一切科差、课税收纳及民间一切买卖专用钞,而钞少难得,遂“视钞重于金银”,因此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略无凝滞”1。至元十一年,印数开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余锭,其后每年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增印的起因是由于攻宋兵兴,军费增加,以及在新占领的南宋旧境推行钞法的需要。十三年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易宋会子,并废宋铜钱,禁止行用。

    行用地区扩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统钞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钞法,注意权衡,量入为出,亦不致败坏。但以阿合马为的当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后,将各路平准行用库所储原本银及兑换到金银逐次尽数起移到大都以邀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使民间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大失民信;又不计出纳多寡,印数没有限制,“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1,“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锭者”2,大大岁入之数。于是民间无本虚钞日益多而日益轻,物价因而腾贵。此外,政府钞法部门带头轻视钞币而重物重银,钞库官吏乘机图谋私利,如加价预先定买物品,妄增金银价格收买金银;又私下倒换,多取工墨钱以图利,而民间持昏钞到库却不能1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王恽《论钞法》,《秋涧集》卷九。

    吴澄:《刘宣行状》。

    即时兑换,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钞库不按实际情况,限定每日倒换昏钞数目,甚至闭库不换,民间昏钞日多,买卖凝滞。如此推波助澜,使得钞益轻而物益重,钞值大贬。至元十八年王恽上书中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3,物价腾贵达十倍,钞的信用大失,以致“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值”④。

    自钞法渐坏,朝野内外多有议拯救之方者。少数人主张开铜钱之禁,恢复前代钱法,与钞并行。多数人则认为钞法独行实便,不宜杂以其他货币。他们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为:仍银本到各钞库以安民心;出金银收钞,使流通钞数少而复重;量入为出,不滥支用,并采取增加岁课及官营酒、市舶、铁器,立常平盐局,实常平仓粮等办法平抑物价以救钞虚,但未见成效,钞愈虚,物愈贵。

    王恽:《论钞法》。

    胡祗遹:《巡按即事口号》,《紫山大全集》卷七。

    第三节钞法改革与至元宝钞至元二十三年,江南名士叶李被征召至大都。叶李献议改行至元钞法,谓以一抵中统钞五,造钞之费不增而可获五倍之利,并进钞样,遂诏命诸臣议更钞事。二十四年闰二月,召集廷臣议论钞法,决定采纳叶李之议。同月,立尚书省综理财政,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叶李为尚书左丞,二人皆力主更钞者。三月,尚书省奏准印造行“至元通行宝钞”。虽然官定的金银兑换价提高幅度仍低于实际的物价涨幅,但大体比较接近,有可能借以恢复正常的兑换和钞法运转。

    至元钞行后,即销毁中统钞版,从至元二十五年起停止印造中统钞。

    至元钞法规定至元钞、中统钞并行流通,政府原打算通过课税收纳中统钞将其尽数回收。当时行中统钞已近三十年,印造极多,至“省官皆不知其数”。实际上未能尽收,中统钞继续行用,公私均仍习用中统钞数为准计值。

    至元钞颁行的最初三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隐伏着钞法再次败坏的危机。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诸王驸马朝会,加赐金、银甚多二月,成宗命中书省报告金、银、钞币岁入和赐与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数,右丞相完泽奏:“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三年正月,中书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1《元典章》卷二o《钞本休擅支动》。

    元典章》卷二o《存留钞本》。

    刘埙:《隐居通议》卷三一。

    坏。”成宗命“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赏赐有所节制,并停罢了海外战争的准备。但财政亏空已很严重,做佛事、营建、中买珠宝等项冗费远较世祖时增多,仍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支用,至元钞年印造数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万余锭,六年又增至二百万锭。实际上不能兑换的无本虚钞再度泛滥,物价踊贵。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谓其时“钞价贱,物价贵,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涨幅达十倍1。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钞值大贬确是事实。据记载,大德末银的时价每两为中统钞2o贯2,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价又高一倍。官府收课的银折价也定为1∶2o1。民间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按郑介夫较夸张的说法,“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因用本少而获利大,“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这也加重了钞法的败坏。由于“金银有入而无出”,钞库无本称提,加以钞日益轻,金银与钞的兑换实际上陷于停滞,大德八年,干脆解除了金银私下买卖的禁令,各平准行用库皆取消平准,只称行用库。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元典章》卷四三《杀死二人烧埋银》记大德十年事;又assaf书记银一ba1ish当钞2oba1ish,所反映的正是成宗末年情况,见页43。

    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第四节至大变钞及其失败大德十一年据次年三月中书省报告,至大元年适逢岁俭,税赋收入不到原额一半,而全年支出钞又达1ooo万锭。连续两年开支如此浩大,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动用巨额钞本,这就势必大大加剧了大德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诸物踊贵,钞虚数倍1。从元年十一月起,中书省就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

    大德十一年末,就有人提出改行银钞、铜钱,中书省及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臣集议,以为不便。至大二年七月,乐实,并命于大都立资国院为主管机关,置山东、河东、辽阳、江淮、湖广、川汉泉货监六,各处产铜之地置提举司十九。御史台奏言:银钞初行,又兼1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行铜钱,虑有相妨;拘刷民间铜器甚急,弗便。诏命与省臣复议。三年正月,遂定行钱法,立资国院及诸处泉货监、提举司。铸造铜钱两种,小者称“至大通宝”,面文为汉字楷书,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大者称“大元通宝”,面文为八思巴字,一文准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1。二月,尚书省奏: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收藏,销毁其板,只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诏从之。遂罢印至元钞。八月,以行用铜钱诏谕中外。

    变更钞法和行用铜钱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大纷乱和对人民更多的掠夺。当时中统、至元二钞行用已久,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后又滥支钞本,达一千多万锭,轻重失宜,钞币信用益虚,物价更加腾踊④,如成宗初年至元钞2钱可买盐4斤,此时因盐课提高,至元钞贬值,还不够买一斤⑤。铜钱则“鼓铸弗给”,乃许新钱与前代旧钱并用,朝廷所新、旧钱尚有数,而民间收藏者多至不可胜计,新旧钱恣用,实壅害钞法。

    至大四年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锭1,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苏天爵:《高昉神道碑》。

    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

    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o万锭,仍以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锭增为3锭2,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oo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o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贯3,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④。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o锭⑤,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16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2《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

    元典章新集》《盐价》。

    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⑤《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统钞25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1。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第五节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年延舛ǘ钍叮找嫘椋锶找嬷兀虼酥髡判型ㄓ氤嗳aV琳辏覀菟乖诔12檎率庇痔岢觥暗奔嫘行戮赏跃瘸ㄖ住钡慕ㄒ棰凇>葜琳甑奈锛圩柿希苛轿?o贯,金每两钞6锭3,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

    当时,元朝政治已十分腐败。至正四年的黄河决口造成中下游“方数千里”严重受灾,随后又连年水旱,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处饥民、流民不时起事,国家税赋收入减少,而经费开支却愈益浩大。九年,脱脱复任中书右丞相,亟欲有所作为,而如何解决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变更钞法之议又被提了出来。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议变更钞法。武祺前曾进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钞本倒易昏钞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1《滋溪文稿》卷二六。

    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562o余万锭,总烧36oo万余锭,则除库存28o余万锭料钞外,尚有约2ooo余万锭在行用中,怎么能说“流转者少”?显然,由于当时财政困窘,当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马的做法,直接动用总库印到料钞支一切经费而不必受岁入的限制,武祺遂曲为之说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赖动用钞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钞法愈坏,于是又提出变更钞法的主张。

    其年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也建议变更钞法。他们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钞并铸至正铜钱,钱钞兼行,以交钞为母,一贯权铜钱一千文,而钱为子;新钞、旧钞、至正钱、历代铜钱通用。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集议。由于变钞符合丞相脱脱之意,众皆唯唯,不敢出一语,独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表示反对,监察御史秉承当权者之意劾吕思诚狂妄。遂定变钞之议,奏准颁诏实行。其法为: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各一所1。

    变更钞法后钞的印造数,仅《元史·顺帝本纪》载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诸郡军储供饷繁浩,命户部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显然是记载有阙。至正钞、钱法实行不久,果如吕思诚所料,因新旧钞、钱兼行,有轻重、虚实之殊,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时人王祎作《泉货议》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2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这里指出了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1参见《元史》的《顺帝纪》、《食货志》、《百官志》。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是以“钞币倍出,物重钞轻”1。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2。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朱德润:《送张德平序》,《存复斋文集》。

    周霆震:《纪事》,《石初集》卷五。

    第八章职官制度第一节元代官制形成展的历史过程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算起,元代官制形成及确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展阶段:以治理游牧部众为主要职能的草原官制阶段。

    12o4年,在与漠北最后一个强大对手即乃蛮塔阳汗部会战之前,业已奠定“合汗”地位的铁木真,按千户、百户编制对所属游牧部众进行了统一整编。12o6年铁木真正式称汗,遂在原先划分过的千户、百户基础上,将大蒙古国的全体游牧民编入126个千户、百户组织里。在这种军事-行政联合的统治体制下,很大一部分非孛儿只斤氏出身的旧部族贵族和成吉思汗功臣,取得了“明安讷那颜”的地位,成为替黄金家族管理和指挥领属部众的军事-行政官员。这些职位一般可以世袭。

    根据蒙古高原的游牧分封制,对全体蒙古游牧民的领属权,像家产一样在黄金家族的内部进行分配。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分得一部分千户、百户作为领属部众,从而建立起各自的兀鲁思1。按成吉思汗规定,无论是属于诸王兀鲁思还是中央兀鲁思的千户、百户那颜,其职位的封授、褫夺或承袭,都须由大汗亲自决定。但在诸王兀鲁思中,这项权力后来实际上转移到该兀鲁思汗的手里。千户长之上,又设左手、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是为分别辖制东翼直到今大兴安岭、西翼直至阿勒泰山,以及处于东、西两翼之间的中部诸千户的军事统帅。

    在中央兀鲁思的汗廷内,最高的执政官员是札鲁忽赤。

    蒙语札鲁忽;同时,相对于诸王兀鲁思,大兀鲁思也用作中央兀鲁思的等义词。

    校阅户口青册的,则是称为必阇赤“改侍从官名”,大必阇赤分别被授予中书令、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等汉语称号,但它们不过是蒙古制度成份的官方汉语译名而已。草原体制下蒙古中枢机构的基本制度形式并没有改变。从后来的制度看,在蒙古高原以外被征服地区领有份民份地的各支诸王,也有权委任管辖本位下封邑事务的札鲁忽赤;他们还经常与大汗任命的治理该被征服地区的札鲁忽赤同署国事1。惟成吉思汗时代草原国家中是否已存在诸王断事官制,尚不克知悉。除了断事官机构外,怯薛也承担着大汗政府的部分重要功能。以千户长、百户长及富裕游牧民子弟及其随从构成的万人怯薛部队,是由大汗直接指挥的一支极具机动性的庞大常备军和中央禁军。它按四番轮直、三日一更的次第警卫大汗宫帐,并经管大汗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诸事。蒙古制度不注重家政和国政的区别。大汗左右这些“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多以亲信身份参与到汗庭处理政务的各种活动中去。他们经常被委为特使,到各地传达大汗政令或探访形势,或者作为对外使节出访邻国。当值的四怯薛长官,按例要参加御前会议,参定国是。在札鲁忽赤机构里也有怯薛代表“奉官署事”。轮值怯薛长经常利用侍奉大汗的机会,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对大汗的人事、行政等各种决策施加影响。怯薛军还是大蒙古国军事、行政官员的储备队。

    自121o年代后期末起,随着成吉思汗对南面和西面各毗邻地区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扩张,统治地域很快出了蒙古高原的范围。对西域的征服从一开始就在成吉思汗的亲自统率下进行,军政事务由大汗直接决定;中原地区的经略则自1217年起交由木华黎全面负责。这样,木华黎的“军政府”就成为全权统治蒙古本部以外地区的最早建立的一个最高级军事-行政机关。他当时接受的官号为“太师”、“国王”的权力。在此前后,还有坐镇燕京的札八儿火者拥有“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的官号2。但他的监临范围,实际上似仅限于旧金中都路地区。

    见《畿辅通志》卷一三九《金石》二,“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条;《元史》卷二《太宗纪》。11214年,成吉思汗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将札剌亦儿等五部移往漠南,其中,札剌亦儿幕地位于兴和,应即阿儿查秃之地,也就是国王大帐所在处。见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忽必烈即位后,札剌亦儿等部迁牧于辽东。2《元史》卷一二o《札八儿火者传》。

    对当时的蒙古贵族来说,被征服地区的存在,其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变成财富和劳动人手的源源不断的来源地。因此,在中原汉地,差不多从征服之初,就设有直接对大汗或木华黎军政府负责的、担负这方面职责的专门官员,汉文史料多以“行尚书六部事”、“行六部”等名之,按蒙古体例,则其身份可能都是必阇赤。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从河中带回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委付[他每]与[俺每的]众达鲁花赤一同,教管汉地的百姓每”。牙老瓦赤之子麻忽,则受命掌管天山以南及河中诸城池。两人都应是以大汗“宣差”的必阇赤身份,主持上述地区的财赋征领等事的。窝阔台即位时,分别以耶律楚材、牙老瓦赤负责中原及西域赋调,不过是袭用乃父遗规而已。耶律楚材的署事地点当然是在燕京。

    1234年春,蒙古灭金;现在它亟有必要将对汉地的战时军事管制及时地转变为更制度化、更有秩序的常规统治。于是窝阔台汗在同年秋即将曾经长期担任大兀鲁思札鲁忽赤的失吉忽秃忽调至中原汉地,正式建立了汗廷大断事官在汉地的分支机构“中州断事官”府署。1236年,又在中原各地州县遍置达鲁花赤,地位在州县守令之上。原先主持财赋征调的必阇赤,现在成为燕京大断事官的属员和重要助手,专以“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名属之。对中州汉地实行统治和财赋征收的职责,遂从木华黎后嗣的军政府转移到燕京大断事官手中。元代汉人比附金朝旧制,将燕京大断事官府署称为“行尚书省”、“行省”,并将大断事官称呼为“丞相”,“行省丞相”。在中原汉地拥有份民及封邑的诸王勋戚,也有权任命各自的断事宫,代表他们的利益赴燕京行省“会决庶务”。诸王断事官,往往由诸王指派的其份地达鲁花赤兼任。

    在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燕京大断事官府一直是汗庭大断事官派驻中州的常设分支机构。汉地的地方行政,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燕京断事官和当地达鲁花赤的约束,但是总的说来,大部分实权还是操在一批乘乱而起的“世侯”手里。他们中很多人迹于金末战乱中结寨自保的武装自卫运动,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或者是率军队归顺蒙古的旧金将领。根据蒙古制度,两军争战之际,能举州县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听其自辟僚属,罪得专杀;其官职差不多可以世袭。这样的汉人“世侯”,遍布于北部中国各地。他们在向蒙古大汗纳质、输赋、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等等条件下,控制着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世侯中势力较大者,亦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将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作行尚书省、行台或行省。例如以金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东平行省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作燕京行尚书省,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名同。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有的研究者称这些行省为“路的行省”1。世侯们的行省虽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语官号相仿佛,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称谓;其主管财赋者,也只称“行左右司”,而不以“行六部”名之。

    由上所述,如果从“路的行省”及其以下各个行政层次去考察,蒙古对中原汉地的政治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化的趋势。世侯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采用的官制、行政区域划分、法律制度等,虽然未尽统一,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有关制度、尤其是亡金遗制的沿用。但是,如果从高于“路的行省”的行政层次去观察,各地世侯都被置于直接对大汗负责的中州断事官及其所属必阇赤的辖制支配之下,同时蒙古政权还通过遍置于州县的达鲁花赤,把它对华北地区的监控贯彻到直接治理民众的最低层次的地方政府。可见大蒙古国对征服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式的结合来实现的。蒙古对畏兀儿和河中、对阿姆河以西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与对汉地的统治差不多采取同样的方式。窝阔台初年,蒙古本部以外的被征服地区被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别派员统治。到蒙哥时代,出现了这三个被征服区及其统治机构的正式汉文译名,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称号;派驻在各城池中的蒙古监临官,则称作basqaq或者sahna,蒙古语达鲁花赤或即来源于突厥语basqaq,而sahna则是basqaq在波斯语中的对译名词。在三大断事官行署建立以后,汗庭大断事官的权力就基本上局限于对漠北本部实施行政管理,以及协调中央断事官与它的三个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范围。

    因此,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诸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利用大断事官制度和达鲁花赤制度来控制在各地专制一方的世侯或者篾力克,由1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建立过程》,《元朝史研究》,东京,1973。1蒙哥时代“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佐之”。这个法合鲁丁,在志费尼书中称为兀鲁黑必阇赤;与法合鲁丁处于相当地位的赛典赤,在他的本传中称为燕京“行六部事”。见《元史》卷三《宪宗纪》;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617。此实现对于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个制度体系,在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又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1259年,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线病死。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与正在江汉指挥作战的他的哥哥忽必烈之间,立即爆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忽必烈利用汉地军力财力和政治资源的优势,最终夺得汗位。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帐殿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术赤兀鲁思曾经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从此演变成大汗政令所不及的一个独立政权;出镇波斯的宗王旭烈兀,则乘机割据坐大,展成为与大汗保持着“宗藩”名义的相对独立的兀鲁思1。另一方面,在忽必烈以汉地力量为基础战胜并且重新控制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的过程中,大汗的统治中心自然地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这又大大促进了大蒙古国统治体制进一步接纳汉制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后元代官制的演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的。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当日,“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书省,但似乎仅任命了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号,据同时代记载实为“行六部于燕”1。这正是燕京断事官所属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阇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阇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阇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3。

    在名义上,术赤后王仍长期称“汗”,直到札你别汗使用“合汗”称号反而晚了半个世纪。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o。此处引文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作“行六部于燕”。2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一七。

    郝经:《便宜新政》,《陵川集》卷三二。

    这样一种从蒙古旧制到新的制度体系的过渡状态,不过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忽必烈随即又对行政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书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赵璧分别担任燕京行中书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缎匹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都直接隶属行中书省。为扩充机构的需要,汉地十道宣抚使举荐的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听候任用。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中枢机构的意图,至此获得最初的实施。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先完成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员与其直接下属汉地十道宣抚使奉诏北上。是年夏秋,他们在开平与大汗的大必阇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户虚实,议定钱谷大计;讨论和制定对稳定当时汉地政治秩序最紧要的若干施政条画;与此同时,忽必烈在对燕京行省官员进行当面考察的基础上,将在汗庭的执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来,加以扩大,进行比较全面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充实。五月,元廷对原先极不完备的中书省大加充实、扩展,形成,由中书省右左丞相,由它们分别承办例行政务。中书省扩建后不久,又拟定将都堂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两省至迟在中统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将脑机关驻地迁到燕京。

    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中书实取?br />

    与燕京行中书省相并列,自中统元年起在汉地还设有另一个中枢分支机构,即秦蜀行省。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蒙哥汗于1257年从忽必烈手里收回关中后建置的“陕西行尚书省”。在燕京、秦蜀两大行省的辖区里,还6续建立过一些从事征伐、括户、宣抚新降军民、颁行条格等专门任务的更带临时性的中枢分支,也称为行省,如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北京行省、河东行省、南京河南府诸路行省、夔府路行省等等。中统后期,随着燕京行省与中书省合并,其辖境基本上转变为中书省的直隶政区,当时称为“腹里”。在腹里以外的那些地方,部分带临时差遣性质的中枢分支经过几番变动调整,逐渐演变为固定派遣在各地的常设中枢分支。至元后期,在较早平定的河南、云南、甘肃、陕西、四川、辽阳等地,行中书省建制先后确立。最早的原秦蜀行省被细分为甘肃、陕西、四川等几个政区。在新征服的南宋地区,则建立起江浙、湖广、江西、福建四个行省1。这些行省的长官,不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也就在这个时期从中枢机构派驻地方的分支演变为中书省领导下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区。

    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县制。路是在金朝总管府路的建制基础上逐渐细分或增设而形成的。大体说来,中统以前,汉地路的建置基本上是沿金旧制而略有调整2。但这时的路还是一种军民兼管的单位。中统至元前期,因为在腹里周边地区设路,北方路分有较大的增加,其性质则因李璮之乱的平定和军民分职而转变为地方的行政建制;平宋以后,路作为府州的上级政区推广到南宋统治区,南方,全国不过三十余个,所以路的下级政区虽然府州并称,其实主要还是州。

    行省对所辖路分的控制,也按远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离省治较近分辖加强与上级机关间的联系1。宣慰使司管辖地区称为“道”。全国共设有二十余道宣慰使司或宣慰使都元帅府。

    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向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过渡的同时,由枢密院——都元帅府被撤并到江浙行省辖区。

    有些地位比较重要的世侯的控制的地区虽未达到所在总管府路的全境,但蒙古统治者仍在他们的控制地区设立路的建置,如史氏所在的真定路、张柔家族的顺天路、张荣家族的济南路等等;也有世侯的势力范围出所在总管路的地面,在蒙古推行“画境之制”时遭到分割,如彰德路就是这样从东平严家控制区析置而成的。

    据姚燧《奎章阁记》,宣慰使司的功能,“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则宣慰使司似乎还直接受枢密院节制。见《牧庵集》卷七。

    期逐渐定型。至此,元朝职官制度的基本形态,遂得以确立,并且差不多直到元末,未再生重大变化。

    第二节铨选制度关于元朝的用人体制,元代中期的文人姚燧曾有过一段十分著名的叙述:“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2及至元末,时人论及入官途径,仍然说“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1。可见尽管自仁宗朝开始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有元一代铨补官员的基本格局并未因此生重大变化。

    由上所述,在从官僚候补者队伍中选用入流品职官方面,元朝铨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元代前期一直没有设科取士,后来虽然实行科举,对整个官僚构成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唐宋诸朝相比较。此外,元朝铨选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汉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大多数挤进仕途的汉人、南人,也只能淹于常调,在中、下级官吏的职位上耗却一生。

    除了从所谓“白身人”、或者不入流的品官以及无品级吏员中选补入流品职官外,铨选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涉及到在职官员的流转升迁体制。在这方面,元制的特点,是外任地方官的升转度比随朝官员缓慢得多。这对于担任此类职官的汉、南人的政治前程,当然是很不利的。

    本文拟先叙述元代承担铨选职能的运作系统,而后再分别介绍选补入流品职官以及在职官员流转升迁的各种规定。

    主管铨选的组织系统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条,元代职官员数总共有2669o名。其中入流品职官2249o名,内随朝官2o89人、京官5o6人、外任官19895人;有品级但不入流杂职官42o8人,包括儒、医、蒙古学、阴阳诸学教授,以及其他不系常调的杂职官员1。官员品级2姚燧:《送李茂卿序》,《收庵集》卷四。按姚燧所说,由宿士、儒官、吏职进入流品官的比率,应当分别是1o%、5%、85%。则“由吏者十九有半焉”当改为“十八有半焉”。1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四。

    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内外诸官员数》,将朝官、京官、外任官称为“有品级”官员,儒、医、蒙古学、阴阳学教授及不系常调官员称为“无品级”官员。按后一大类官员实际上亦有品级,但不属流官,设为九品,每品又分为正、从二等。其中由九品上至六品的以敕牒委任,由宰相押字,称作“敕授”;由五品至一品则以皇帝亲赐命诰委任,称作“宣授”;二品以上官均选自特旨,故委任时多有诰词。

    在理论上,凡入流品职官,都可能“自九品依例迁至正三品”;进入正三品以后,则只能于本等流转,非奉皇帝特旨,无缘再进一步升迁。相当于正、从三品的职务如六部尚书、诸道廉访使、都转运使、路总管、蒙古军或汉军万户、元帅等,都分布在直接秉承最高决策集团意志实施军国大政的最关键环节上。因此虽然正、从三品仍属于可以“依例”升迁的品秩范围,但三品职官的委授,已不属“有司所与夺”,而必须“由中书取进止”,呈请皇帝决断2。至于二品以上职官人选,则按制度形式,更是完全出自皇帝圣裁。元仁宗欲扶持朵儿边部世胄月鲁帖木儿,使其接替哈散为丞相。为此他曾对一名亲信谈及自己的打算说:“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总机务。欲令有才力者代之。月鲁帖木儿识量明远。二、三年间存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3许有壬追记自己在顺帝至正元年,以区别于常选。宫廷近侍经常利用别里哥选的形式矫旨除授,以营私利。

    三品以下职官的迁调事宜,按定制当由中书省或吏部拟注。许有壬记载省部治铨政程序如下:“吏部治铨政而总于中书。从七品以下迄从九品听部拟注。正七品上则中书自除,然核其功过、复其秩禄、定其黜陟,必具于部而后登于省。汇貤为籍,宰相具坐,始共论。岁校一或再,而不必其时。部则月为一铨。御史审可,乃合其僚而拟注焉。誊上中书,执政一、二人暨参议、左司复听都堂。地之远迩、秩之高下、用之从违,按其籍而校听之。少戾则驳,使后拟其皆合也。执政于手牍人署曰:‘准’,乃入奏。奏可而后出命焉。底留掌故,手牍则归于私家。此铨除故常大较也。”2三品以下职官的拟注权力虽在省部,但皇帝仍保留了最高裁定权。对省部所奏选目,一般情况下多为“奏可而后出命焉”,不过也时而生被皇帝否决再议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于“中书奏迁,不惬上意者去其大半”3。

    只能在同类职官系统内流转升迁。因此本文分别将它们改称为入流品职官和不入流的杂职官。2《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见《至正集》卷十四。

    许有壬:《记选目》,《至正集》卷三八。

    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七。

    对闽广、川蜀、云南等边远区域内官员的铨注,因为地理遥远,所以经常由朝廷遣特使会同行省在当地拟注。据《元史·选举志》谓,“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也有的元人声称是每年一次:“故岁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眩照撼倬勾镆磺Я阄逶敝唷7仓钔醴值赜胨芴楞逡氐拇锫郴ǔ嗟裙伲残碛杀就断伦跃倨淙耍⒃诒就断路植Φ街菘つ诨ハ嗲ǖ鳌T僖话愣际鞘老摹>肮僭钡某邢3ǖ鞯仁拢墒嗝茉褐凑啤?br />

    元代有品级的流外杂职官种类很多。他们一般只能在同类杂职官内迁调。也有很多入流品职官借注流外杂职的,这些人任满之后,仍能回到流官系统“通理迁叙”。流外杂职也受宣敕。有些虽由各行省选拟,仍需移文都省,给降敕牒札付。因此流外资品杂职官的迁叙,总的说来也归吏部、中书省辖理。

    元代从未入仕人员中选除职官的途径,主要有宿卫出职、吏员入仕、承袭或承荫、科举取士等项。以下分别介绍这些选官制度,以及在选职官考满后的迁叙体例。

    宿卫出职元代选用高级官员,“以宿卫近侍”。这与蒙古人重视出身“根脚”

    的贵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关。因为“近侍多世勋子孙”,在当时人眼里,“任才使能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1。终元之世,“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2。这些“世胄”当中,绝大部分正是由宿卫出职而位致显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入元以后,怯薛歹一方面继续保留1袁桷:《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四;虞集:《送文子方之云南序》谓到云南铨注三品以下官,每三岁一次。

    虞集:《左丞相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道园类稿》卷二一。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卷一。

    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因此虽然他们不带品级,连散阶也没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与历朝近侍宿卫很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协调的过程中,由宿卫出职入仕也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必行惯例。即“卫士在劳力干者,其长荐闻,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迭理迷失几次将为长官所荐用,“辄逊曰:‘某士齿长劳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东宫素器侯多为公矣。君年四十犹未仕,将老宿卫矣?’命中书奏官之”3。是知以白身老于宿卫,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诸市彰浴I显唬骸谷死吕鄢谱魃醵啵匏刂=裥奕2s热卫脱H昶溱椭钾┫啵诰糁龋萌跋湍堋!魅眨蠓虺觯庳┫嘤谘哟焊笙拢技缺希⒕咦嚯埂!雹俳檀及莨僖幌蚴窃陕业闹匾蛑弧4由弦肺囊嗦钥煽阅诮抵挤馐诘囊话闾謇?br />

    由宿卫出职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颇大。四怯薛的长,“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其他怯薛歹出仕担任要职的也很多。但是怯薛歹出职,也并不一定都担任高官。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养诸色事宜的各种专门机构6续建立,原先专司各色职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应的机构中任职。元代主管御衣、尚鞶、尚饰等事的侍正府设奉御二十四员,以四怯薛之古儿赤为之,其品秩分别为从五品至从七品不等2。

    由吏入仕元人吴澄说:“国朝用吏颇类先汉。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身。”1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同时3林弼:《迭理迷失传》,《林登州集》卷二一。

    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按怯薛中之古儿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与侍正府职掌相应。1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身的“无根脚”的人员。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则出职吏员更占据了绝大部分,乃至当时竟有人断言:“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吏员作用的增强,至少从北宋已经开始了。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国初期,“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3。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④。于是,在铨选制度不曾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由吏出职补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出职地方官的度有时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柿街帧?br />

    关于吏员升迁途径的体例十分繁复。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煞过十年左右2揭傒斯:《善余堂记》,《揭傒斯集》卷六。

    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文集》卷六。

    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徐明善:《冷东斋义役规约》,《芳谷集》卷三。

    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试补司吏》。

    甚至更长一段时日,逐级地从低级衙门属吏升到各种高级衙门中的吏职,而后就可以由是出职,担任品从不等的流官。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满后出职,担任没有品从的低级领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兹据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及王劲松《元代吏制研究》两书,制成吏职升进示意图如下。图内标注Ⅰ的环节,仅为至元中叶以前实行的升转途径;凡标注2或3者,则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后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环节。

    上表所列,只是择要简示案牍吏职升转途径和入官品从。元代由吏出职的实际情况、各种规定及其前后变化,都还要繁复得1巡尉司系巡检司与县尉衙门的合称。2理问所是行省直属的司法机构。多。约略言之,大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稍加补充说明1。

    一是有些吏员出职入流之前,必须按规定作一定任期的税务官、钱谷官等。此类杂职官虽有品从,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愿就任。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员急于入流的心理,将这些职务纳入某些吏员必经的出仕途径。中元以后,路吏出职,往往要先任钱谷官,再转为无品从的低级领官,经过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后入流品。从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杂职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职以外,较高品级衙门的其他吏员,如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职。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译史、知印,其升进体例大略与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职品级要低一些。廉访司翻译吏职进入流官的品级要比案牍吏职出职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当然更体现了元代政治的特点。

    三是职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叶,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机构中,先后定制部分地择用由职官转补的令史、宣使等吏员。都省掾从正、从七品流官内选用,院,更明确规定在职官充吏的人数必须占据有关衙门所设吏职的一半。不久又宣布廉访司书吏亦需由正、从九品文资流官中选取一半。其他奏差、书吏、通事、知印等吏职,也多必须于职官内选用一半。职官充吏的制度化,从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提高在职吏员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重新出职作官时的务实意识和能力。对那些甘愿已官复掾的人来说,选择这条仕进之路,只须熬满月日、出职为官,则一跃可至六、七品,比由从九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还是要简捷可靠。因此,虽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趋,官九品亦有立而趋其前者,吏虽大府崇秩,其势不得不卑”,但当时已“坐而治矣,复立而趋者”依旧大有人在1。

    四是由儒补吏。这里包括三种形式,即岁贡儒人、诸生补吏、学官充吏。按定制,岁贡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级贡举“洞达经史、通晓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访司书吏和优异的国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访司吏职,以及地方学校荐举肆业诸生担任地方官府吏职。元仁宗时,曾企图进一步扩大推行由儒补吏的作法。“仁皇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然而儒实者不屑为,为者率儒名也”2。看来时人对这种惩治吏弊的方法评价并不太高。元代后期,下第举人也可以受举为吏员。

    由儒补吏的第三条途径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属于流外杂职的一种。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3,在人多缺少的情况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宠,依然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补选吏职,对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至于从学录、学正、教授中选用廉访司书吏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

    科举取士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政权业已就设科取士进行过初步尝试。但1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许有壬:《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七二。

    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制度才获得真正实施。当时人概括这个曲折的过程说,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1。

    窝阔台九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汉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举行的。据上引诏文,原拟是后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另外,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去赋税外,原规定还要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由此看来,它确实带有科举考试的性质。其后,刘秉忠曾向当时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之语,无疑指前引诏书而言3。但是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试汰僧道。实际上对儒生和对僧道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1。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因此,由汉地官僚苦心设计的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科举取士的初步尝试蜕变为“考试三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忽必烈朝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至元十年曾拟定过十分具体的程式,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2。《元史·选举志》说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是为科举制推行一千三百余年间停废最久的时期。在此期间,凡用人或由贵戚世臣、军功武将,或由吏职杂途。这固然与蒙古统治者缺乏“以儒治国”的中原社会传统观念,利用汉人和南人时主要以其“趣办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准有关3,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汉地社会舆论本身对金、宋两朝的读书人溺于奔竞场屋,惟务诗赋空文,结果以所谓“学术”误天下的厌恶和不满④。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色目上层的汉文化素养逐渐获得提高。元仁宗为1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一。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诗文集》卷十;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2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三o。

    6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二。

    谢枋得:《程汉翁诗序》,《选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决心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皇庆二年,朝廷颁布科举诏,宣布次年开考。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乡乡试取录名额分配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小计辽阳5229河南559726陕西53513甘肃3227岭北3216江浙51o2843江西362231湖广371828四川1359行省十云南1225河东54716宣慰司二山东45716大都151o1o35上都64414真定等551121腹里东平等54918高丽1113合计757575753oo试为地方考试,于八月举行。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其资格限制似宽于列朝1。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场,即经问五条。

    “汉人”、“南人”作左榜。两榜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任从六品官。这两个人按俗称都可以算是“状元”,但按当时制度,则“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1。

    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地被纳入科试体系。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正榜取士凡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后来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职位的,约当百人。此外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1。有元一代,科举制度对官僚构成的作用和影响,与它的前后王朝相比,都是比较微弱的。

    除了规模的狭隘以外,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和“南人”。人数上占很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与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录取名额相等,中选的机会就大不相等了。又按十六科取士总数,最多可以有一千六百人。但实际录取人数,只占额定高限的四分之三,其中元统元年一科,因政府加意于粉饰文治,经复增会试中程者,方才取士足额。其他各届科考,乡试录取数即不足额,会试复经淘汰,得中者自然就不及百人之数。“汉人”、“南人”赴考者人数极多。如江西每岁就试的“南人”,一般都在数千人2。但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乡试,江西“南人”中选者分别为十八人、二十一人3。录取不足的原因,很难以“南人”中缺乏合格人选来解释,只能是因为蒙古、色目考生难以满选,所以“汉人”、“南人”的选额亦必须保持一定空缺。可见此种不平等,实际上还阻碍了科举规模的进一步展。

    其次,元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三。“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④。1程端礼:《送朵郎中使还序》,《畏斋集》卷四。

    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按、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诸生中取录的“备榜”人数,似未包括在该年正榜取士人数中。姚大力在《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将其纳入当年正榜取士人数中,误。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六。该引文所说比例,淹于常调者占8o—9o%;能改官而“历华要”者,则不足1o%。

    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傅与砺诗文集》卷五。

    吴澄:《萧立夫墓志铭》,《题延祐丁巳诸贡士诗》,《吴文正公集》卷三八、卷二九。3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与前代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按朱熹的四书训说在南宋末年已被立于官学,表明开始为政府所承认,但当时它在儒家学统各派当中远未取得独尊的正统哲学的地位。宋末科试始许用朱注,惟仅为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直到元朝颁布科举制度,程朱理学才被政府定于一尊。凡“四书”和《诗经》均须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尚书》以朱熹门人蔡沈阐释为主,《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所传,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以程朱理学的阐附会为本。元朝科学制度对于理学在中国社会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征召与承袭、承荫征召就是皇帝根据左右大臣的举荐,将那些尚在野的闻人达士召入廷对,授职录用。这种特旨征用的适用范围是很广的。如忽必烈前期,董文忠荐真定人王思廉。“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此次征召,则更明显地带有笼络江南知识界、稳定新附国土人心的意图了。

    职官承袭制度,主要是在武职系统里实行。虞集说:“国朝右武而尚功。将帅之家,以世相继。下至部曲裨佐,无异制也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于城于内外遐迩,星列棋置,联络相承。定其武功、统率之大小众寡,以次受职。其子子孙孙,勿俾废坠。非有大故,未有绝而不续者。盖与国家相为无穷者也。”1军官子裔承袭的秩序为:“军官有故,令其嫡长子,亡殁,令嫡长孙为之。嫡长孙亡殁,则令嫡长孙之嫡长子为之。若嫡长俱无,则以其兄弟之子相应者为之。”元统一江南前期,南方各地时有武装抗元的骚乱,生了很多“叛乱贼人杀死军、民官”的事件。这时元政府曾颁布《民官承袭体例》,规定凡阵亡民官,其子孙可照依管军官体例降等承袭。该制度在大德年间由朝廷重申,并明确规定了“降等”的法则:“民官每委实是阵亡了的呵,那的每孩儿每根底,比他那的勾当低二等委付;孙儿、兄弟每根底委付呵,更比他的孩儿每低一等委付。”1《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送索完赴建德总管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至元四年所获官品大德四年规定正从正从正从正从正从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从前引文书中有关用荫人的资格次序,可知至元四年的承荫体例,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汉人之官。到了大德八年,元政府又明文宣布,“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荫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除此以外,此前所立承荫体例也适用于色目人,惟“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3。

    如上所述,有资格使其子孙用荫入流品职官的取荫者,必须是从五品以上的职官。对六品、七品官员的荫子问题,至元四年的规定中只提到“已后定夺,注流外职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书省文书规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员子孙荫叙,六品、七品子孙去行省,于监当官任用,并免应当暴2《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民官阵亡荫叙》。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一个考察》,《东方学》卷32。表内至元四年规定品从见同上注;大德四年规定见《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

    使”一款看1,当时对腹里六、七品文官的荫子应当已有定例;江淮官员的类似待遇,可能是参照腹里制度来决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则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据此,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任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钱谷官即管仓库官,根据所管仓储容量大小,品从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无论何等品从,均属杂职官,只能在同类型的杂职资品流转,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荫子,止于七品。八品、九品官无荫子资格。

    职官迁转体制中统三年九月,中书省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书,即《职官新制》。这个宝贵的文献,部分地保留在元代后期刊刻的一部家用类书《事林广记》里。其序言曰:“至元元年九月,钦奉中统五年八月日圣旨:谕中书省,节该以[所]降条格省并州县,定六[部]官吏员数,明分品从,加散官,授宣敕,给俸禄,定公田,设仪从。仍三个月一次考功过,为殿最,以凭迁转施行。使为官廉能者知有赏,贪污者知有罚。为民者绝侵渔之患,享有生乐。今将本省会行条画,逐一开列如后。”

    关于迁转条例,前引文书规定:“管民官三年一遍,别个城子里换者。

    诸王议将随处官员,拟三十个月为一考,较其功过,以凭升降迁转。其达鲁花赤,不在迁转之限。”1上述迁转规定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州县地方官。至元七年五月,即这个制度实行三年多以后,尚书省奏:“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世祖是之。考课时间增加一倍,中下级汉人官僚的政治待遇明显降低。

    迁转体例的进一步更动,当在至元十四年八月。这时候迁转对象扩大到随朝官、京官、地方官、匠官等各种职官系统,对有关迁转的规定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这个规定的正式颁行,或与其他相关规定一并构成一次大规模甄别在任官员的行动,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三月;因此,《元史·世祖本纪》在正月丙辰条下载:“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缺;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

    至元十四年的《循行选法体例》,其内容包括对于随朝官员、外任官员、随朝吏员、外路吏员、匠官的流转升迁规定凡五部分。凡随朝诸衙门官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各行省、各道宣慰司当时属于中央的派出机1《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吏学指南》“世赏”条:“暴使,谓给事于官者也。”1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一“职官新制”条。

    构,因而其官员的迁转同随朝衙门官。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自从九品任上始,或历三考,或历两考,方能升一等。自正五品升入四品,除须历两考外,还附加两考内须历上州尹一任,或增加正五品一任的条件。正从四品不分内外任,均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惟三品职非有司予夺。三品以上职,不拘常调。上述外任官员迁转规定,仅对汉、南人有效;达鲁花赤和回回官员可“另行定夺”,不受此限。此外,福建、两广、四川等省份,当时视为“边远”、“烟瘴之地”。因而凡江西、陕西官员愿调川广等地者,可予升一等的优待。诸管匠官属于杂职品官,故自成系统,止于管匠官内流转。每升一等,也都要历两考或三考1。

    至元十四年体例没有明确指出上都、大都等附廓路分的地方官是否被包括在“外任”官员中间。但从“大都总管府司吏、上都留守司吏”按“外路官吏”待遇来看,他们恐怕被看作是“外任”官员的一部分。

    这个升迁体例的最大特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重内任而轻外任。实际上,外任中的蒙古、色目官员,其升迁并不受上述制度的限制。真正受到压抑的,乃是接受各种外任职务的汉人和南人。他们的升进度,只有随朝诸衙门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少数被视为亲信的汉族官僚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2。

    在职官迁转体例以及整个铨选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最受歧视的是所谓“南人”。属南宋版图的居民最后为蒙古所征服,没有机会再跟随蒙古人一同去对别的地区从事大规模征服活动。于是依蒙古体例,他们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中地位最低下的蒙古臣民。“若辽阳、甘肃、云南、女真、高丽,举非九州之地,西则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与中原等。唯荆扬贡赋极饶,文物极盛,而朝廷鄙其人”3。因此,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夸耀于时。唯南人见扼于铨选。省部枢密、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1。甚至在科举取士时,也生因考官中有人反对将南人擢置左榜第一,而终使当事人“以下第受屈,名动京师”的事情2。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固然有人高蹈远引,但也有大量的南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四出运动。时人概括当时南来北往的游士谓:“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南。”3在京师求仕的南人,往往携带馈赠北人的腊鸡,以至被北人称为“腊鸡”④。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循行选法体例》。

    参见牧野修二前引论文。

    陶安:《送金梅窗序》,《陶学士集》卷十一。

    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郑玉:《送王伯恂序》,《师山集遗文》卷一。

    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第三节俸禄元代的俸禄制度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官俸主要由俸钞和职田构成。和宋、金相比,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大体上,中央和行省、行台、宣慰司等官吏的收入全用俸钞支付,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元代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⑤;府、州、县供职的官吏领取的是俸钱及职田的租入。

    元代俸禄制度建立的过程元朝俸禄制度的建立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蒙古国时期;二、元朝前期的定制。

    在第一阶段,蒙古本部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一方面,蒙古国家组织机构的行政职能还没有从浓重的军事色彩中分离出来,蒙古国家也缺少一套完整的税收与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怯薛及千户、百户那颜能够不断从战争中掳掠大量财物、大量的私属人口,这些也为那颜的生活提供保证。实际上,蒙古人最初还没有俸禄的观念。正如徐霆所说的那样:“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

    在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中,曾有部分官吏领取过俸禄。十路课税所。忽必烈潜邸里面,受邀请或被推荐的藩邸旧臣也由忽必烈支给禄廪。不仅如此,忽必烈在邢州、陕西、河南置安抚、宣抚、经略诸司,也曾实施过包括俸禄在内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显然,俸禄之制从太宗时开始即已零星地实行过。

    到第二阶段,世祖即位后,俸禄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元史·食货志》载:“禄秩之制,凡朝廷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中统三年初,又命姚枢讲定条格,定中外官俸。至元元年。至元六年,分县为上中下,为三等。又定提刑按察司官吏之俸。至元七年,增定军官、转运司官及经历以下吏员俸,并规定:“运司依民官例,于差内支给。”而对“投下保充路府州县官吏,⑤元朝中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官吏的俸钱曾部分折支成米。

    永乐大典》卷一九一四六《经世大典·站赤》。

    其俸禄如王官。”这样,到至元七年,内外官吏的俸禄已基本确定。

    南宋灭亡后,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职田。至元二十年,元政府给随朝吏员增俸百分之五十,二十一年,又按这个比例给“大官人每”增俸钱。在此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禄,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等。视职事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至此,俸禄制在新的基础上基本定型。

    至元二十三年,定江南诸路站官俸禄。桑哥执政时期,给吐蕃官吏俸钱1。至元二十九年,定各处儒学教授俸。这样,元代俸禄制遂趋于完备。文官俸禄及其变化至元二十二年以前的百官俸钱数额,没有完整的记载。据《秘书监志》保留的片断资料,我们知道至元十年。

    沈卫荣:《所载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江南诸路站官的俸禄是至元二十三年确定的,规定“于有根脚,曾历仕入流北人内选取提领一员,每月俸一十两”④。至元俸钱资品上中下俸钱资品上中下从一3oo25o正六7o65正二225215从六656o从二2oo185175正七6o55正三17516515o从七555o从三15o135125正八5o45正四1251151oo从八454o从四1oo959o正九4o35正五9o8o从九35从五8o7o三十一年,江浙行省规定在鼠耗分例中撮一升,以养赡仓官。至元二十四年,江浙行省确定了各级教官的俸禄,数额如下表:职名学粮路、府、州教授55书院山长、副教官、学正33学录22县学教谕1.51.5直学11儒学教谕21o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定各地儒学教授俸,其中“除江淮等处已有学粮去处,不须支俸外”,“各路每员月支一十二两,散府每员支一十一两,上州每员支一十一两,中州每员支一十两”1。

    在确定诸官俸禄的同时,物价也在飞增长。桑哥为改变这种状况,于至元二十四年行至元钞。此后,物价腾飞虽基本平抑,仍然持续增长。如至元二十八年上都米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二十倍。故赵孟頫说:“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分廿余年间,轻重相去数十倍。”2赵氏之语虽为夸大之辞,然较之米价,知其不为虚妄。

    物价上涨降低了官吏的生活水平,对此,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谕中④《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站官》。

    庙学典礼》卷四,《教授俸例》。

    松雪斋文集》卷,《赵孟頫行状》。

    书议增中外官吏俸”。同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又言:“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增之。”正月为始,按月依例支给。各路司、县司、狱典俸米,与亲民司县司吏同”3。

    从大德六年开始,政府又希图以增钞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于是,从大德七年起,物价在元贞、大德初的基础上迅上涨。即便是折钞支给俸米的优惠价格也达到了每石二十五两,为中统初期的十二点五倍。在米价较低的山东章丘县,每石米的价格也比至元十九年上涨了一点九至二点一倍。物价在飞涨,但绝大部分官吏的俸禄并没有增加,他们靠日益贬值的俸钞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大德七年三月,元廷才不得不增加官吏的俸禄,规定“内外官吏,俸一十两以下人员,依大德三年添支小吏俸米例,一两给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为米一升,扣算给付上都、大同、隆兴、甘肃各剩2赡芍=榉虻慕ㄒ椋疤锞惺杖牍佟F渚咛灏旆ㄊ牵骸八娉妹殴僭辈⒕倜浚缃窦氲馁呵诩趿思游澹幕挥胫猎≈3好住m馊斡兄疤锏墓僭保返拿磕暧肼幻滓话偈钠返牧迤返奈迨返乃氖迨咂芬韵碌乃氖呵闹e猎疤锞惺杖牍伲挥郑馊涡埂⒕佟⒃又暗裙儋呵种屑跞テ叻郑嗌掀叻指闹e猎剑凰娉妹拧12惺12克镜睦粼保呵跞ゼ游澹溆喑胫猎揭韵旅吭掠胭好孜宥罚煌馊涡械男±裘康馁呵朗淖髦猎好滓谰捎搿!雹儆捎凇熬刑镏住敝扑鸷a送馊蚊裰肮倮舻睦妫獾搅酥畛嫉那苛曳炊裕诩次恢酰蹿巴馊沃肮伲镔撼⒏淳芍啤薄;是於辏?《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加以补充,规定“合得职田官员全无职田的,改支至元钞;宣慰司、军官、杂职并诸司吏员人等,自文字到日,依先例改支至元钞”2。

    废除“拘田支米”之制稳定了有职田官员的经济收入;但在俸钞不断贬值的情形下,完全以俸钱为生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窘迫了。对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给这批官吏一部分实物俸,即米粟,以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延祐三年规定:“外官无职田者量给麦粟。”。观《秘书监志》对秘书监官员俸禄的记载,可知除奏差、典书、祗候俸钱太少,无法折粟外,其他官吏皆以十分之三的比率折了俸。

    从至治元年到后至元二年,官吏的俸禄没有变化。《元史·食货志》所载“内外官俸数”反映至顺年间的俸额,其实就是延祐七年时在至大三年所定俸额基础上,三分折俸支米的俸数。后至元元年,因“官吏并勾当里行的人每,日月俸米不敷”,遂令守朝衙门官吏“人等合得俸米,每石折钞十五两,将减了的价钱米钞相并支付”3。至此,官吏折米之俸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在对朝内官吏折俸支米后,政府于至正元年开始给行省、行台、宣慰司等无职田官吏添给俸米,规定“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1。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后,海运完全停止,北方米价急骤上升。在山东莒城至正十八年大饥,斗米值金一斤。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米每石值银六百余两。至正末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其时,官吏除很少的一点俸米外,俸钞如同废纸。随着元朝的灭亡,元代的俸禄制也土崩瓦解了。

    军官俸禄元朝的军队分宿卫和镇戍军两大系统。但按支取廪禄的类型来分,则是宿卫中的怯薛为一系统,其余的为一系统。

    怯薛的支俸体系是独立于中原俸禄制以外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品秩,所以不依品支俸。从成吉思汗时代到至元中期,怯薛都保持着自行给养的旧例。从至元十八年八月始,政府“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不过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到至元二十九年,才“命宿卫受月廪,宣徽院仍领之”。

    大德七年,元廷针对怯薛冗滥的情况,汰除了滥请钱粮者,规定父子兄2《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永乐大典》卷二六o九《宪台通纪续集》,页6。

    弟世代相袭者才可给之。延祐二年,政府正式定立宿卫支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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