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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第十一节兵器火药与火器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4o两、松脂14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3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13世纪初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1。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2。《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展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1。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2,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1《宋史》卷197《兵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陈规:《守城录》卷4。

    金史》卷116《蒲察官奴传》。

    宋史》卷197《兵志》。

    射的床子弩,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1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1沈括:《梦溪笔谈》卷19。

    第十二节煤炭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2,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3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

    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6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6云《6士龙集》载,西晋6云在写给其兄6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1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展到一个高ch ao。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掘,为此提供了证明。1959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米,北段长6米,顶高2.1米,巷宽2米。采区辅助巷道共现4条,全长约5oo米,自井口向东、西、南2沈括:《梦溪笔谈》卷1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9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2《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5页。

    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1米多,上宽1米,下宽1.4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3。

    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o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1米,深5米,井中尚有2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1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1957年—1958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1。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1978年—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床上。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1。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2。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3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o年第3期。1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1卷1期,1917年。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3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第十三节石油天然气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④,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1,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2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oo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3,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11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1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④张锐:《鸡峰普济方》卷15。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东坡志林》卷4。

    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梦溪笔谈》卷24。

    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2。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记载有用石油制砒霜伏的配方。这是石油加工后入药的最早记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自焚大筏,水6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1。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利用技术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现了天然气。2由于天然气的广泛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3。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王得臣:《麈史》。

    王得臣:《麈史》。

    沈括:《梦溪笔谈》卷24。

    马令:《南唐书》卷17。

    第四章商业与货币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欲望,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展。后唐长兴二年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1,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1,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2,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展荆南城的商业。

    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1《宋史》卷333《杨佐传》。

    五代会要》卷26《街巷》、《城郭》。

    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1,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2。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3,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卷6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o《赵在礼传》。1《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1o7《王章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6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鞘屑跋绱逭蚴械纳桃悼涨胺比佟Q巍⑻⑼⒕啤⒋椎龋坛形宕敖丁敝疲吨朴掷┐蟮讲琛3Φ龋晒俑粢月6仙汤?br />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只有66oo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6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ooo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6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都、扬州府建康2《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ooo多贯,而路内交通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6游,在乾道六年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1。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1。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1《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1《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的商税税额。

    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延州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1。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2。

    南宋绍兴元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oo多万贯,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1,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米到各铺出粜”1,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主事之类是也。”1“行”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2《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o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4至44。1《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3、6、1o;《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o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1《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2。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1。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2。

    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6《米铺》。

    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o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第三节宋代的货币铜钱、铁钱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3,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④,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1o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3《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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