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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题记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六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展时期后期的历史。

    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6县人,生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6贽年谱》、《唐文献有关6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等,并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ⅰ返龋1砺畚亩嗥k渭颖臼榈谝痪淼淖垂ぷ鳎⑽揪淼渲静糠肿戳说谌拢遣糠值牡谑隆⒌谌逭隆?br />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o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o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6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年12月12日于北京

    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基本史料历代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6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oo卷,又13o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o6卷,又113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6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3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6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6广微《吴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中共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于前代。1《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o卷,一作3o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1《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o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o卷,又有续集1o卷,合为3o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6羽《茶经》。6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6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6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6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6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卷,两《唐志》皆作73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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