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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o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o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o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1。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现了和平元年和锦的契约2。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1。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2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2。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1。《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2。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3。这是偶尔现的山金矿。

    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页。

    晋书·石季龙载记》。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1。引吴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2。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3。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o多种,4ooo余件,总重35oo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6。《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1,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太平御览》卷89引陶弘景《刀剑录》。

    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周书·薛善传》。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6《宋书·百官志》。

    太平御览》卷六o五。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2。“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机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展农业生产,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o27年,吴德仁于11o7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1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交通运输工具三国以前,6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达,如何提高船行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o桨的高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1;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o至6o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o幅,高9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挥风帆效率提高船。

    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2。攻防器械在战争中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1。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梁书·侯景传》。

    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造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o%,已接近机制纸1。

    汉代造纸术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节陶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1。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o年第3期。第十一节石油天然气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甚臭”1。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1。这个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2。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3,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⑤。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浅层天然气。此外,人1《北史·西域列传》。

    元和郡县志》卷4o。

    异苑》。

    太平御览》卷869。

    四川通志》卷59。

    博物志》卷2。

    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6。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1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2。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现了石油,而且也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左思:《蜀都赋》。

    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1932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第三章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1。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1,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门阀制度的萌芽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2。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1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年第5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1。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2。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6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

    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1,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意林》卷五引《昌言》。

    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1,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2。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2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2。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1。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2。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3,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1。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2。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1,岂可处卜1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④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1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1.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2。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3。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④。《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1;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1.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3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6o页。

    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1。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生意外的情况下,又导致官品进一步提高。这和东晋南北朝大体趋向是门品决定官品,再导致门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有着显然区别。这种门阀制度,我们其所以称之为过渡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1.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刘毅激烈批评九品中正制,核心便是反对中正评定人品“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他一再强调“才实”、“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资”。卫瓘公开反对“计资定品”,主张恢复乡举里选,更是重视才德之证。刘毅、卫瓘都是大臣,两人不但公开上奏,而且武帝览奏后至少表面上“优诏答之”“善之”,这些表明,作为定品标准,德、才虽然逐渐被忽视,但在制度上仍占主要地位。对于“计资定品”的出现,卫瓘在奏文中用了“中间渐染”四字,也证明只是一种风气、倾向,尽管已经十分严重。

    如果以为刘毅、卫瓘上疏时间稍早,“二品系资”之制或许尚未建立,1地方官不分清浊及其原因,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122页,128页。1参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品系资”已行之后的材料。如前引《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在反对评定霍原人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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