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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建兴六年。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腐败的。公元261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三道,向汉中进。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1,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2进。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资治通鉴》卷262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

    第六节孙吴对江南的开。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oo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1。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1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2东吴时期,由1《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1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3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1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2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3。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6凯传》载6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

    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6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见《晋书·王浑传》。

    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④《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⑤《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6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6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可是,孙皓对于6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1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1。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29o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1《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o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惠帝永宁元年,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o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o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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