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第二页](快捷键→)

小说:中国通史| 作者:3Z中文网| 类别:耽美同人

    1摩尔根:《古代社会》,第631页,三联书店。

    存在的差异程度等问题,是难以说明的。因此,若把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视为各自相互对应的话,则解释不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从青年到老年的男女比例关系趋势基本一致来看,可认为当基本反映了半坡类型社会的实际情形。可知死于青年年龄级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死于中年年龄级的男女比例,史家略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元君庙则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死于老年级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两地却均大大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如果当时男女出生率均等的话,那么便可认为当时女性多半死于儿童时期,其次是青、中年时期,尤其是青年时期,而能活到老年者,远少于男性。这说明女性的寿命,又比男性的寿命更为短促。

    史家能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为六六五,男性四四一,女性二二四。男性占66.31%,女性占33.68%。成年男女的比例为1.97:1。元君庙已定性别的成年人为一五二,男性九一,女性六一。男性占59.8%,女性占4o.1%。成年男女比例1.49:1。两地成年男女平均比例为1.86:1。元君庙和史家成年男女比例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或可归于两者所规定的成年年龄下限有所不同。男女出生率基本相同,男女儿童人数应当相近,元君庙统计中,把自十四岁以上的人都归入成年,史家确定“青年”的年龄下限不明,如后者规定的“青年”的年龄下限,大于十四岁的话,自然,就提高了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的比例。

    恩格斯曾经说过:成年“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2。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自然概括了他当时见到的人口统计的情况,而现在见到的当今人口统计,也不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所以,和一般已知的情况相比,半坡类型时期的女性过多地少于男往的成年人性别结构的这一显著特点,似乎可视为一种反常的情况。

    目前,庙底沟类型前期尚无探讨当时人口问题的材料,暂用基本与其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刘林期资料,作些说明。

    和半坡类型相比,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成年女性,所占当时成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则略有提高。

    刘林第二次掘的一四五座墓葬3,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是一二一,成年男性六十七,女往五十四人,男女比例为1.24:1。邳县四户镇大墩予掘二十七座刘林期墓葬1,成年男性十四,成年女性九,年龄、性别不明者四,成年男女的比例是1.55:1。两地成年男女的平均比例为1.3:1。刘林期的成年女性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半坡类型提高约43%。

    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是不同谱系的文化遗存,年代晚于半坡类型,社会展阶段也和半坡类型相区别,而处于父系氏族制初期,它们的成年人口性别结构差异的原因,是地域?还是年代或社会制度?目前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判断。但是,半坡类型妇女除和男人担负着至少是同样的繁重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外,在当时医疗水平低下情况下,生育和抚养子女损害了健康,甚或夺走了她们的生命,无疑,是妇女较男人衰老得更早更快,和活到较高年岁愈来愈少的主要原因。元君庙半数以上妇女死亡于十五——三十岁的事2缪勒尔:《家族论》,第16o页,商务印书馆。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

    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实,应是这一解释的重要根据。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成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差异,或许和妇女劳动条件及妇幼卫生的变化有关。

    在史家村见到的股骨变形弯曲,腰椎椎体间形成骨桥、骨刺等病例,和元君庙人骨鉴定报告指出的当时居民的牙齿普遍遭到严重磨损,以及有着压缩性骨折、骨刺的现象,同当时居民寿命短促的情况,集中地反映了半坡类型时期生活及劳动十分艰苦的情景。同时,在维护生存的斗争中,半坡类型居民已积累了一些医疗知识。元君庙见到的桡骨及颅骨陈旧性骨折,便是说明他们已具有一定的医疗护理知识的例证。自然,目前还无法说明这是自然医疗抑或人为医疗的结果。但从当时人们已具有相当好的人体骨骼知识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横阵墓地试析》蠡测该墓地是一氏族留下的遗存并估定其存续时间为一百年,同时,据年龄鉴定推算居民平均寿命为二o·三——二o·八岁,死亡率为4.59%或4.93%,依墓地死者为三百三十人计算,指出当时经常性人口当保持五十六至七十二人左右,再考虑到这墓地的东南和西南还有个别墓葬未被现,尤其是出生率应高于死亡率诸因素的情况下,认为横阵氏族的经常性人口当多于七、八十或八、九十人。《姜寨》据氏族居住区房屋面积和数量,及其可容纳人口数,推定每一氏族经常性人员应为九十至一百一十人,认为这里五个氏族的人口总数可能有五百人左右1。陕西华县经较全面调查,现半坡类型遗址五处1,年代大致同时。村落当有大小之分,如依上述姜寨和横阵两地人口数加权平均,作为半坡类型村落居民数的话,则知当时华县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人左右。考虑到遗址经历年破坏及还有未现的遗址,这里估计的人口数,当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三节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后冈一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后冈一期文化是据1931年掘的后冈遗址而被确认的一种遗存1,是同半坡文化并存的另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它和北辛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存在着源流关系,并经大汶口文化依次成长为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如果和史书对照,它当是东夷的一个展阶段。

    后冈一期文化的分布,是以河套及山东半岛为犄角,广布于自太行地带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在地理上,它和半坡文化之间存在着交错、对峙和争夺,随着半坡文化的壮大,尤其是其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东侵,节节后退,至迟到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已退缩到山东地区及黄淮平原的北部。在文化上,两者在各自保存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彼此吸收对方的因素,后冈一期文化较多地受到半坡文化的影响。但分布在伊洛——郑州地区的半坡文化,融合了后冈一期文化的不少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陶鼎,而使自身在半坡文化中别具特色。

    后冈一期文化陶器的质地、颜色、制法和某些器形及彩绘图案,貌似半坡文化。仔细观察分析,则知它流行陶鼎及具有较多的长颈小口壶,同时,陶盆数量极少,且缺乏小口尖底瓶,在陶器表面装饰方面,这里存在着红色彩绘,碗、钵流行“红顶”装饰,而无动物形彩绘图案及罕见绳纹,表明它和半坡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

    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2无鼎及彩陶,而使用陶灶及直领小口双耳壶,在文化面貌及特征方面,和一般确认的后冈一期文化存在着一些区别。它的直领小口双耳壶和带饼形假圈足的钵、碗的形制,和磁山、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表明其年代较早。以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和磁山、裴李岗文图2-39后岗一期文化陶器化及后冈一期文化进行比较,无疑,其整体西貌更接近于后者。可否因此把它归入后冈一期文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后冈一期文化的经济门类及制作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从后冈和半坡及北岭遗址出土的斧、铲、刀、锛四类工具彼此数量比例关系,似乎还可认为它们在生产经济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区别。下面是这三处遗址出土的各自的石质斧、铲、刀、锛的数量比例关系统计表3。

    石斧具有木作和砍倒烧光农业的双重用途,难以把它作为分析木作和农业比重关系的资料。从铸和铲、刀这类木作与农业工具的数量关系,可知后冈一期文化的木作对农业的比重,低于半坡文化,同时,它们各自斧、铲数量关系表明,后冈一期文化的农业,以锄耕经营方式所占比重大于半坡文化,后者的经营方式多半是砍倒烧光。效益是衡量生产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志。从农业工序来看,收割情况是判断效益的关键。半坡及北岭两遗址出土石刀和斧、铲的比例,高于后冈同类工具的比例,以及前述半坡、北岭木作对农业的比重大于后冈的情况,反映后冈一期文化农业效益低于半坡文化。

    址斧铲刀锛后冈2.331o11半坡、北岭8.1714.762.17器石类例别比遗至今,后冈一期文化的住地和墓地,尚缺乏大规模的掘工作及重要现。所以,关于它的住地及墓地的整体情况还不清楚,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现,了解它的房屋及墓葬的具体情形。

    这文化的房屋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后冈h5是平面呈椭圆形半地穴式居室,东西径2.9m,南北径约2m,南面有一条出入通道。居室底部用细土抹平,靠北壁中部有一层可能是因烧炊食物而形成的一层较薄的烧土。四十里坡F11,是一长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破坏相当严重。南壁保存较好,长5.4米,残高3厘米,南北壁间距4.8米。穴壁和居住面都有一层焙烤的草泥土。居住面下有一层较厚的垫土,门道在南壁,方向22o°,灶在居住面中部,平面呈椭圆形,深35厘米,火膛内抹有草泥土,烧烤坚硬。至于房基以上的墙及屋顶的情况,可从后冈掘中见到的大量红烧上块窥知一些讯息。这里现的红烧土块,一类表面平整,上有一层厚约4厘米的白色灰末,另一类表面有木板和苇条编织痕迹,一般板痕在内,苇条痕在外,木板痕宽6、厚o.35、残长13—16厘米,有的可看出由四块木板排列而成,苇条痕直径o.5—o.8,残长12厘米,经纬分明,经线以五条为一组,纬线作单股,间隔较大,象是用绳拴在纵者之外。可见,这里房屋墙基以上部位的用料及结构,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后者少则二人,多者达廿四人。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尸体放置形式,基本为仰身直肢,少数亦有作俯身直肢的,内含一、二次葬者合葬墓内的一次葬者,有的将其胫骨、腓骨及趾骨折回而压于盆骨及股骨之下者,这类墓葬往往较短。这种处置尸体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有意安排的葬式。头均向南,所见墓葬均无随葬品。这里的小孩实行瓮棺葬。瓮棺往往成群,一般作环状分布。葬具有两鼎相扣,也有鼎缸或鼎盆相扣的,以鼎钵相扣者居多。墓坑平面一般呈圆形,瓮棺正置于坑中。

    濮阳西水坡现的伴着用蚌壳铺成动物纹样的墓葬,为探讨后冈一期文化的宗教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西水坡m45是一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塘墓,平面略似倒置的下方两侧及底边呈弧曲状的凸字。墓塘的主体部位埋一壮年男性,仰身直1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肢,头南足北,东、西、北三龛各置一尸体,依次为年龄、性别不明者、十二岁左右的女性和十六岁左右的男性。东龛尸体的长度略和西龛者相当,推测其年龄当亦在十图2—4o濮阳西水坡m45二岁上下。三者均仰身直肢,东西龛者头都向南,北龛的尸体头向东。那位十二岁左右的女性的头部,见有刀砍的痕迹。另外,在壮年男性脚下方,距脚约35厘米处,横置两根人的胫骨。这些尸体的放置情形,和后冈一期文化所见的普通合葬墓不同,是否是死者生前某种关系的表现,如是,是什么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位壮年男性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铺塑一龙一虎图案,进一步突出了他在墓穴中的主体位置。龙头朝北,背朝西,全长1.78、高o.67米,昂,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头朝北,背朝东,全长1.39、高o.63米,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在m45之北,还有一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虎背上还有一鹿。龙的头部摆塑一蜘蛛,正对龙的前方摆塑一圆球。同时,在这合体龙虎以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头朝东,背上骑一人。这龙以北近处还有一蚌壳摆塑的虎,虎头朝西,作奔跑状。无疑,摆塑的动物群,当是埋葬m45壮年男性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2。如此,可见这位墓主人当是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龙是古代传说中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封建时代又以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在西水坡之后,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庙底沟文化晚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中礼器上,均见到龙的不同形象。庙底沟文化晚期小口平底瓶上的彩绘龙,被认为与鲵鱼有关。红山文化的龙和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的龙,分别是由猪和可能是从鳄的形象的艺术演化。可见,龙的形象或关于它的意识的起源,是多元的,而在其起源到形成的过程中,信仰龙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在对龙的信念方西,又存在不断的交往过程。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关于它的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与其有关宗教信仰的展进程。无须注意到西水坡的蚌塑龙和后世的龙的艺术形象相比,其造型已臻于相当完善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关于它的意识与艺术形象最初表现,亦表明它所表现的宗教已步入自觉意识的程度。因为对龙的崇拜,不是起源于对某一具体生物的崇拜,龙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记,本身就是宗教意识加工出来并寄以依托于它的结果。

    宗教信仰的起源很早,从考古学观察,可以安排死者生活的任一方式的出现,作为已存在宗教信仰的标志。在武安磁山遗址可见到两种不同的祭仪形式3。其一是“陷祭”,可能是祭天地、祈丰年的一种宗教活动。这里的居民挖出一定形式的坑、坎,然后放入粮食,树籽、猪狗和含炊器在内的成组陶器,再经燔烧和瘗埋,完成虔诚神圣的祭仪;其一是“供奉”,是将成组的陶器和石斧及磨盘、磨棒这类生产及加工粮食的工具放在一起,通过某种仪式,以希冀扩充这些器物实用功能,表达祈求丰年的情感。至半坡文化时期,半坡现的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罐以及在第二号窖穴中见到的2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o年第3期。

    梁思永:《后冈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有盖的小陶罐,可能就是与祭祀有关活动的产物,大概是奉献“粟米之神”以求更多的收获。半坡陶盆上配置鱼纹的图案,可能具有某种魔术征验的意义,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这里特意埋藏在大型一号房子居住面下的带盖粗陶罐,和南壁下白灰层中的人头骨及其旁边破碎的粗陶罐1,很可能是同奠基仪式有关的包括人牲在内的祭祀遗存。这类与宗教巫术的人祭、人殉,由于在掘庙底沟文化遗址时能更多地见到被弃置的小孩尸体,以及人和动物共存于灰坑的现象,而给人们增强了这时期得到进一步展的印象。可见,把和m45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位处于西龛年的头部有刀砍痕迹的少年,视为m45壮年男往的殉人,是不无道理的。

    张光直教授对西水坡m45及其相关的遗存进行研究的结果1,认为龙虎鹿摆塑艺术形象的寓意,是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o。东晋葛洪《抱朴子》内十五中说:“若能乘o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o者有三法,一曰龙o,二曰虎o,三曰鹿卢o乘o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乃可乘此三o耳龙o行最远,其它者不过千里也。”o,《说文》云:“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龙o、虎o、鹿o的作用是道士可以它们为脚力,上天入地,与鬼神来往,其中尤以龙o脚力最强。《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说:“三矫经者上则龙矫,中则虎矫,下则鹿矫大凡学仙之道,用龙矫者,龙能上天入地,穿山入水,不出此术,鬼神莫能测,能助奉道之士,混合杳冥通大道也龙矫者,奉道之士,欲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恶物不敢近,每去山川江洞州府,到处自有神祗来朝现”。据此可认为濮阳m45的墓主是个原始道士或者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o的艺术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o的形象。这样,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的现,就可把道教的渊源推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

    由于把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推定为与道敏三o有关的巫术性质和确定墓主人为巫师的认识,因而,一方面可以认为这墓中的青少年殉葬是侍奉巫师的宗教行为,另一方面,又何尝不能将这组遗存整体视为是巫师为了某种目的带着助手及三o入地的宗教行为呢!?是向神作出的奉献哩!

    人殉、人牲是否和父系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及阶级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甚至把前者视为后者的标志的问题1,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唐云明:《试论豫北、冀南仰韶文比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

    材料取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掘》,《考古》1982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待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的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

    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从西水坡m45直接见到的只是侍奉巫师的现象,何况包括这位巫师在内的所有埋葬现象,还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目的而向神作出的奉献行为哩!?同时,无论是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未进入上述的后一历史境域,因此,难以依据m45这类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认定遗留这遗迹的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更不能说“阶级已经产生”1。

    在黄河下游,继后冈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由于庙底沟文化的东迁,刘林期的分布范围,远较后冈一期文化缩小。目前,只在鲁中丘陵、徐淮平原及胶东半岛才见到这时期居民留下的遗址和墓地。同时,刘林期居民积极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将自己的生产力及社会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展时期,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和辽东半岛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林期陶器的形制和其基本组合,自具特征。陶器的颜色,基本为红色,也有少数呈灰、黑色的,质地多为夹砂及泥质两类,还有一定数量的夹蚌末、夹云母末者,器表多作素面和磨光,无绳纹,常见的纹饰有点纹、划纹、弦纹及附加堆纹,红衣、彩绘、镂孔及篮纹数量较少。基本器形为鼎。

    图2—41早期大汶口文化陶器1.3.5.鼎;2.钵;4.豆;6.觚形器。

    刘林期居民普遍流行拔牙风俗。同时,在王因还见到一些人头骨的下臼齿外恻,留有石质或陶质的球,相应地齿面萎缩内收而呈马蹄形,和齿面磨损甚重的现象,显然,是死者生前将石质或陶质小球长期含于口内所致1。观察王因三六六个人骨个体的结果1,拔牙的有二八一人,占所观察的个体总数76.8%。其中男性二o五人,女性七十六人,分别占男女总数的77.4%和75.2%。同时,在二八一人中,二七五人是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两位女性分别拔除一上颌中门齿及一对上颌侧门齿,和一对上侧门齿及一犬齿,另外四位男性,均拔除一个上颌中门齿。拔牙的年龄,在观察的个体中,男性没见到小于14—15岁者,女性也未见到小于十六一十七岁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出土六千年前的龙虎图案》,《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29日。

    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者。如果考虑到拔牙以后的齿槽闭合要一二年的时间,并不计个体和性别之间在施术年龄的某些差异,那么一般来说拔牙时间是在14岁左右,也就是人的第一组牙齿全部取代完成之时,即进入性成熟的转折时期进行的。这时,第二性征的育已很明显,青春期开始,在生理上为迈入成年准备了条件。据此,可认为拔去一对上颌侧门齿,是对已达到成年而获得婚姻资格的人进行成丁礼的一项内容。

    从存在公共墓地和至今考古掘不多、亦少有报导的遗址来看,刘林期的居民是聚族而居的。长岛北庄的这时期遗址2,由于其居民和辽东半岛的同时期居民存在着较多的经济、文化交往,文化面貌上有着较多的自身特点。这里掘房屋遗迹十六座,皆系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半穴居。F16是一圆角方形的半穴居,东西长6.2、南北宽5.2米,深o.6—o.7米,门道略朝西南。坑壁经过特别加工处理,修整均较陡直,普遍挂抹了一层灰黄的细密纯净的墙皮泥,在北壁及南壁的西段及整个西壁,还增抹上一层白色的料姜石粉。门道呈斜坡式,在南壁中部。门道北侧有一可能是备雨水倒灌而设的贮水坑。居住面铺垫平坦而坚硬。室内有三个灶,门道两侧各一,另一个灶较大,位于紧靠北墙基中部冲门方向。埋柱洞共有二十五个,其中分布于房基坑周壁十七个,居住面中部两个,门道两侧四个。依据房基形状、结构和柱洞的排列,房顶当是四角攒尖式。从房基坑坑壁的最大高度推测,在墙基的上面可能还有一段以木棍、草和泥巴构成的木骨泥墙。门道处则应有一门棚。

    刘林期居民死后,葬于公共墓地。墓地分为墓区,如刘林墓图2—42长岛北庄F16地是由五个墓区组成的1。葬俗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也有少数合葬墓。王因的合葬墓较多,但它在墓葬总数中,也只占极少数。这里有二次葬式的合葬,也有一次葬式的合葬。前者内含尸体较多,最多的一座墓葬达二十二个个体。这类墓的死者,多数墓内均为男性成年个体,少数墓内是男女老幼兼有。后者,内含个体二、三人,墓内死者往往同为男性,或同为女性。死者在墓穴中摆放的姿式,基本是头向东,仰身直肢,极少数死者,是俯身或侧身曲肢和盘腿盘臂者。二次葬式,一般是将头向置于肢骨、体骨的上方、是象征性地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石质工具,有的墓年还有装饰品和其它用品。陶器多置于死者腹部以下部位,其它物品多见于死者生前佩戴部位。墓穴绝大多数是呈长方形的竖穴,少数为具有生上或熟土二层台者。后者的剖面为倒置的凸字形,随葬的陶器,一般放在二层台上。至今,掘中虽未见葬具,但熟土二层台很可能是葬具周围的填土。生产工具以石、骨质地的为主。这时广泛使用磨制技术加工石器,和为了使石器牢固地捆缚在柄上而相当普遍地推广了对钻方法制造穿孔的技术。随葬的石器,不少是因使用而致残破的。如大墩子第一次掘现的五件石斧中,三件是仅存刃部的残品1。甚至这里随葬品最多的m44,出土的石铲也残缺刃2张光直:《濮阳三o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部。类似情况还见于刘林第二次掘1。其报告表的穿孔石斧标本,刃部都有残损痕迹。随葬器物多达二十五件的m185出土的穿孔斧,因长期使用及反复修磨而形成凹形刃口,至入葬时刃口仍有残损。这就表明,当时制造一件磨制石器还是很不容易的,磨制石器是人们的宝贵用品。

    石器的种类以斧、锛为主。在刘林第二次掘中,斧、锛的数量,分别占遗址出土工具总数的31.25%和41%。同地墓葬中随葬斧、铸的数量,均占随葬工具总数31%。大墩子墓葬出土的九十五件石工具2中,斧、铸分别占14.73%和49.47%。从遗址及墓葬所出石斧的总的情况来看,体薄穿孔的石斧的数量,只占较小比例。其次是石铲及石凿,例如在野店墓葬随葬的斧、锛、凿及铲的总数中,均仅占11%1,在大墩子墓随葬的石工具中,它们分别为8.4%和12.6%。刘林期的刀、镰,无论是墓葬,还是遗址,均极少见。这是否是由于使用别种收割工具,或是其它原因,目前尚说不清楚。尽管如此,上述情况表明,原始农业和以锛凿为工具的手工业,在刘林期的社会生产中,已占有根重要的地位。

    属于原始手工业方面的作业,还有骨角牙器制作、制陶和编织。显然,在陶器的成型工序上,陶工已较广泛地使用了慢轮。

    从使用鱼镖、枪头、网坠、弹丸和镞随葬,以及从遗址及墓葬中现的鹿角、骨、龟甲和大量獐牙及其制品来看,在经济生活中,渔猎业还占着重要地位。

    家畜的饲养,已有了进一步展,成为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在掘刘林遗址采集的六百五十二件兽骨中,猪牙床有一百七十一具,占26%多。此外,还有牛、羊及狗兽骨。刘林1和大墩子都有用狗殉葬,或如大墩子m213那样,以陶狗作为随葬品的现象,说明狗已是当时人们的重要伴侣。刘林m1oo中,现一件用猪牙雕刻的猪头形饰物,嘴、眼、鼻俱备,维妙维肖,如果猜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食物和对猪的习性缺乏深刻了解,很难出现以猪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件猪头形饰物,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养猪业已有一定的展。它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农业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2。前述刘林期社会生产及经济,决定它只能处于氏族制阶段。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担负主要职能的,是妇女还是男子?是区分母系氏族制还是父系氏族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刘林第一次掘的五十二座墓葬中,只鉴定了七座墓葬中死者的性别及年龄。三座女性墓中,除随葬尚不明确用途的牙勾工具外,别无其它工具随葬。而在四座成年男性墓葬中,除m16这位五十——六十岁的老年随葬牙勾外,m1、m7、m25分别随葬了锛及砺石、斧及砺石和斧25还同时用枪头和狗随葬,表明死者生前还是一位猎手。可见,当时男子拥有基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1期。

    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年第1期。1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1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2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本生产中使用的主要的工具。

    图2—43刘林m25和骨梳

    刘林第二次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的墓主,均经性别、年龄鉴定。这里男性成年六十六,女性成年五十一,少年二,十三岁以下儿童十四,二人合葬者三,性别不明成年人九3。在十四座儿童墓中,除m176内的十二岁左右死者随葬牙勾形器外,其它均无工具随葬。这从一侧面反映了随葬工具的情况,是和死者生前所从事的劳动有关的。在性别确定的一百一十七座成年单人墓中,五十二座随葬了工具。其中女性十七座,占女性总数的33%:男性三十五座,占其总数的53%。可见,使用工具随葬的比例男性高于女性。现将随葬工具、种类,依性别统计如下表。

    工性具别斧锛凿砺石弹丸网坠小刀牙勾形器锥针纺轮总数男916152211613671女61351223332男子随葬的工具约占总数的7o%,女子只占3o%。在种类上,妇女用铸随葬的只有一例一件,男子则有七例十六件,且女子没有凿、弹丸、网坠随葬;男子却缺乏纺轮随葬。可见,男性拥有工具的数量多于妇女,同时,以铸凿为主要工具的手工劳动及渔猎生产领域,已主要是男子的劳动部门,而纺织这类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担当。同时,这里男子使用斧随葬的有九人,用牙勾形器随葬的十一人,分别占拥有工具随葬妇女的约35%和12%。如果依有些研究者认为牙勾形器是用于农业的工具的话,那么,它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略低于男子,但依然起着值得注意的作用。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野店和大墩子。

    野店被确定性别、年龄的墓葬八座,其中双人墓两座,单人墓男、女各三座。女性单人墓中,两座随葬纺轮,一座未随葬工具,在两座双人墓中的两位女性,一位随葬了骨针,另一位随葬了石斧。三座男性单人墓,分别随葬了石铸,或石斧及砺石,或石铸、砺石、骨凿及骨链。

    大墩子也是只在男性墓中才见到镞、鱼镖一类渔猎生产工具。这里的m44和刘林m25近似,随葬品极为丰富。该墓主人用狗、鱼镖、骨管1和斧铲,形象地标示他不仅是位农民,同时还是位渔猎能手。同时,和渔猎工具现的情况相反,绝大多数的纺轮却都出自妇女墓葬中,而且,百分之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1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又《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集刊》1。

    七十的被确定为成年女性的墓葬,都用纺轮随葬。可见,大墩子渔猎和纺织劳动分工的情况,也和刘林一致。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大墩子第二次掘的墓葬有十座随葬了石铲,其中男性八座,女性仅两座,出土獐牙勾形器的十五座墓的主人均属男性。大墩子第一次掘的妇女墓葬中,只有m25和m3o分别随葬了斧、铸和凿。也就是只有1o%的女子用斧随葬,2o%的妇女死后随葬铸。这里随葬斧、锛的男性墓,分别占男性墓的2o%,而且,对两次掘大墩子墓葬统计表明,凿只见于男性墓葬。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使用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随葬者,均为男性。其中的m4和m32还同时出土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地指明死者生前是位具有特殊技能的善攻石、骨、牙料的手工业匠人。这种手工业匠人只在成年男子中出现的现象,和原始手工业基本上由男性担当的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见,在以农业为基本生计,家畜饲养、渔猎和手工业占着重要地位的刘林期社会中,在男子至少也和妇女一样加入了农业劳动,独占了渔猎部门,和成为手工业劳动的主要担负者的情况下,显然可以认为,男子已把社会劳动的主要职能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妇女的劳动在家族和社会中的意义,已是今非昔比,降到次要地位了。

    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劳动的作用及意义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展的标志,也是它的结果。生产力的展和男子在生产对比关系中占据的优越地位,是父系制代替母权制的经济基础。而男子控制或为其所有的财产过妇女的私有财产,并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以及由此产主的改变母女财产继承制为父子财产继承制的要求,是导致母权制之被颠覆,而代之为父系制的直接动因2。在刘林期,这种性质的经济基础和实现这种性质变革的动因,早已存在,并且,已产生了作为父系氏族制特征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考古学见到的这方面的事实,便是成对的异性成年男女合葬墓。为方便说明,将这类合葬墓列表如下页:表列四处墓地八座合葬墓,刘林的m1o2、m144、大墩子m67和野店m88均为成年男女,据王因简报1关于合葬墓的分类来看,这三座异性合葬墓中的男女,亦当为成年。唯刘林k21中的男女,按现今标准,应归为少年,但原始社会中的民族,成丁礼年龄在十三——十五岁间者,并非少数。同时,从本节关于刘林期流行的拔牙风俗的年龄来看,可认为墓中两人均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1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地点墓号墓主人性别、年龄、葬式随葬器物备注m2115岁女性,居左。13岁男性,居右。两人并列,脸对脸,仰身直肢。

    陶罐2件,均放在女性下肢骨上。此外还有牙勾5,纺轮1,弹丸7和玉石饰1。

    m1o255岁左右女性,居左。

    55—6o岁男性,居右。

    两人上身相靠,男住左臂压在女性右臂上,仰身直肢。

    彩陶钵1,觚形杯2及鼎8等8件陶器和■牙1件。男性腹部放着2鼎及1觚形杯,剩下的随葬品都放在女性腹部。

    刘林m144成年女性1,成年男性1。迁葬鼎4、觚形杯1,豆2,石斧1。

    大墩子m67m86m67壮年女住,居右;m86中年男性后左。

    两人并排紧靠,仰身直肢。

    男性随葬獐牙勾形器1、骨栖1、龟甲1、骨鱼镖4、陶鼎3,三足高柄杯1。女性随葬獐牙勾形器1、石纺轮1、龟甲1、陶豆1、鼎2、罐2、碗1、器盖1、三足高柄杯1。

    同一座墓,编墩了两个墓号。

    这墓号,实可作骨架理解。

    野店m88女性青年,居右;男性壮年。两人并徘紧靠,仰身直肢。

    龟甲1副,置于两人盆骨之间。小鼎1、钵形鼎1及骨针1位于女性青年左小腿骨右侧。小石环1放在男性壮年下颌骨下方,陶镯6件套在男性壮年右腕骨上,另3件陶镯套在男性壮年左腕骨上。

    王因异性合葬墓三座详情未报导已通过了成了礼而进入了成年行列。无论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已被确认为母权制时代的半坡类型,都未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因此,应将这类墓葬的出现视为历史现象的同时,还当把合葬墓中的男女视为夫妻,而且是现实的夫妻关系展到牢固程度在葬俗上的表现形式。

    已知墓中男女葬式,均仰身直肢,并排平列,男女居左居右,尚无定制,同时,女性拥有的随葬品,尤其是陶器,往往还多于男性,反映夫妻生前人格、地位及经济关系是平等的,甚至,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妻子较丈夫还拥有更多的言权。

    实现世系及财产从母系继承制转化为父系继承制,是从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婚过渡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目的。大墩子的一座一位男性中年带着一个八——十岁小孩的合葬墓,是刘林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确立的同时,实现了世系及财产关系的父系继承制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刘林和大墩子的合葬墓的年代,可推到野店二期或略早于野店三期,野店合葬墓的年代,属野店三期,王因在野店一、二期时,不仅不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流行在刘林、大墩子及野店未见的集体二次合葬制及多人同性合葬制。至野店三期时,王因虽见到三座成对异性合葬墓,但仍以同性合葬墓为主。可见,在实现向父系制过渡时,刘林期的诸居民点的情况显示出不平衡性。如果王因现的那两座一位成年女性及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合葬墓的年代,相当于野店三期的话,还可以认为在同一居民点的居民,一部分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另一部分人还可能仍然过着母系制生活。

    一般认为这些不同地点的墓地,是氏族的墓地。刘林墓地分为五个墓群,“这些一个个的墓群则很可能是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葬地”2,家族葬地包含了单人葬及数量极少的夫妻合葬墓。可见,成对的夫妻包含在家族中,家族包含在氏族中。氏族墓地被划分为若干家族墓区,反映了家族经济在氏族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氏族墓地的存在,则反映家族经济的展,还没有达到冲破氏族制的程度。

    私有制的展进程,决定父系氏族制的状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分化的程度,是私有制进程的一面镜子。反之,从这面镜子,可看到私有制展水平,进而了解父系氏族制所处的阶段。

    刘林第二次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出土陶容器

    五百二十四件,石斧、铸、凿、铲工具四十八件。平均每墓可葬陶器3.61件,石工具不足半件。这两类器物是当时的重要财富。故可把它们的总量视为刘林氏族的社会财富总和的缩影,将各墓出土的这两类器物看成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缩影。上述墓葬可分为如下四类:无随葬品者,是“赤贫”墓葬。依此四类,列成下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o—321页。

    类墓四十座,占总数的约27.6%,却有三百五十件陶器和三十八件石工具,分别约相当各自总数的66.4%和75%。且其中个别墓葬的随葬陶器高达十二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十九、二十五或二十七件,罕见的彩陶也出于这类墓中。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大墩子。因为这里第一次揭的二十大座墓葬共出上九十五件陶器,平均每墓3.5件,恰和刘林相近。按在刘林使用的方法,将这里的墓葬也分为四类,见下表。

    两类墓葬,占墓葬总数29.6%,只占随葬陶器总数的5.2%。

    可见,两地随葬品情况,反映墓主人占有的财富存在着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刘林及大墩子妇女随葬陶器的数量,或和男子相等,甚至高于男子。刘林和大墩子类男子墓葬的陶器,平均每墓分别刚达三件或3.2件,妇女则是3.7件和3.6件。显然,妇女在家族中对财产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其家族和社会地位,并未因母权制被颠覆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而变得今昔两重天。无疑,这同渐进地、和平地实现这一变革有关,也是父系氏族制早期的特征。

    在个体制家庭还包含在家族的社会中,财富不均的现象,主要是表现于家族之间。刘林T413的二十四座墓葬,随葬陶器在六件以上的十三座,三——五件的五座,且墓地中随葬陶器最多的h148,和墓地中仅有的随葬陶器达八件的两座儿童墓及一座也有八件陶器的1o—15岁的少年墓,都在这个探方内。同时,T4o6、T4o7及T4o8探方的二十四座墓葬中,六件陶器的两座,三——五件的七座,一、二件的也是七座,无陶器随葬的多达八座,占了三分之一。显然,儿童和少年随葬品的多寡,当不出于自身的原因,而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经济状况。可见,T413家族比较富裕,T4o6—T4o8家族则较为贫困。这种家族间贪官分化的现象,自然是私有制存在的必然产物。

    如果将这两墓地和半坡类型的元君庙及史家1比较,可见到如下情况:墓器

    类墓的比例,却较后者减少。若把它们的类墓集中。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3期。另外,元君庙和史家

    类墓的5倍和3.5倍,而刘林及大墩子类墓的11.6倍和11.8倍。

    可见,在贫富分化方面,刘林期较半坡类型扩大了,私有制也进一步展。

    现在,可将刘林期社会的一些特点,归纳如下:1.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已担任主要职能,或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能手。这些人占着较多的财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还起着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已退居第二位了。

    2.家族已明显地分裂为富裕的和贫因的。私有制进一步展了,贫富分化还未能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贫困的人数较少,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在中等以上的水平。作为后来父权制特点的家内奴隶尚未出现。3.存在着一夫一妻婚姻。妇女在家族和社会中,基本上和男于处于相等的地位,而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还拥有更多的言权或支配权。

    大溪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是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1命名的。其年代,前期可进入半坡类型,后期约和庙底沟类型相始终。标题所说的早期的涵义,并非该文化本身分期的“早期”,是指约和黄河流域仰韶时代前期年代相当的大溪文化遗存,即基本上是自大溪文化三期1以前的遗存。同时,目前还难以大溪文化的分期标准界定大量的具体遗存的年代,尤其是还不明白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该文化社会进程的联系,所以,这里所讲的内容,可能涉入大溪文化四期的材料。这在目前确难以避免。

    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是:西起瞿塘峡两岸,东达洪湖之滨,北自荆山南麓,南抵洞庭湖畔,处在中国东西、南北交通的腹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这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图2-45大溪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1.大溪;2.龚家大沟;3.朝天咀;4.中堡岛;5.杨家湾;6.清水滩:7.红花套:8.西门河;9,关庙山;1o.杨木岗;11;陈家湾;12.朱家台;13.毛家山;14.蔡家台:15.桂花树;16.柳关;17.三元宫;18.丁家岗;19.划城岗;2o.汤家岗;21.王家岗;22.车轱山。

    盛行红衣。外表常为红色的陶器,内表却为灰黑色。同时,也有少数的陶器呈灰色、黑色、橙黄色和白色的。较早的白陶,色泽灰黄,主要成分为sio2,另有较多的a12o3,较晚的白陶,往往还有较多的mgo,而颜色洁白。陶器的质地分泥质和粗陶两类。粗陶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以稻壳作羼和料的。陶器的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彩绘,也有少量的线1张忠培:《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1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图2-46大溪文化陶、石、玉器1.彩陶罐;2.圈足盘;3.曲腹杯;4.圈足碗;5.器盖;6.罐形鼎7.器座;8.双环形石饰;9.1o.玉玦;11.钵形三足器;12.彩陶瓶;13.豆;14.石斧。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2。它是由圆形、半圆、新月、三角、s形、x形、菱形、长方、方形、工字形及篦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器形主要是釜、鼎罐、圈足盘、圈足碗、双腹杯、筒形瓶、敛图2—47关庙山、毛家山、丁家岗出土陶器1.2.碗;3.杯;4.盘。口簋、敛口钵、器盖、器座及支座。三足器很少,流行圈足器。三足器除鼎罐外,还有三足钵。这些器类下的三足,系由矮圈足切除其余部分而成。这表明三足器的产生,是受圈足器的启而沿袭了圈足器传统的产物。陶器均为手制,除早期遗留用贴塑法制陶外,基本上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坯,再在慢轮上加工修整成器。陶器烧成温度较低,如红花套标本为6oo°—7ooc,大溪标本为75o°—81oc,三元宫标本为88oc1。划城岗现的由火道、火膛及烟囱组成而无窑异的陶窑1,不仅说明陶器是在陶窑内烧制的,而且,其烟囱位置及无窑箅的结构特点,和以红烧土块作垒砌陶窑的材料,还说明是这文化自身的明。

    就上述大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以该文化较早阶段的丁家岗下层遗存1,和石门皂市下层遗存2进行比较,可看出西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溪文化是从石门皂市下层遗存生长起来的。

    同时,自大溪文化居民分布区溯汉水而上,进入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沿丹江、浙水则与伊洛地区相连,此两地均是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分布区,更有甚者,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浙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二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1,这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当时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1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1ne1son,n.,Jonrna1ofthenettraIasiatinetgtseRivergorgesRegion,typeapt,an1orinetatura1history,neyork。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这些文化居民分布的格局,为它们进行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近来,在汉水上游陕南地区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已见到大溪文化的具有戳印几何形纹饰的白陶圈足盘残片1,前面谈到的大溪文化彩绘图案所表现出来的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影响,均表明大溪文化和半坡及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确已存在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文化、经济交流。

    当然,大溪文化居民区还可同四川、江西腹地、广东和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中间媒介而同长江下游的同时代居民,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往。有的学者通过时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及良渚等文化的玉器种类、形制、用途的比较研究2,认为大溪文化的玦、璜这类玉饰品,是长江下游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并非依样画葫芦,体现出了大溪文化居民的创造性加工。但是,从大溪文化基本内涵来看,沿着汉水,尤其是由浙水沟通同伊洛地区的联系,当是大溪文化居民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当黄河中上游步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它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才达到相当频繁的阶段。同时,住居在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居民能直接吸收庙底沟类型的信息,而使他们和洞庭湖畔的同胞的文化面貌,呈现着显著区别。考古学为了标示这种差别,分别称之为关庙山类型和汤家岗类型3。

    大溪文化居民聚族而居。他们留下的居住遗址,往往见于靠近水源的高地下。房屋的基本特点是:大多为地面上的建筑,形式分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只有圆形的一种。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及立柱洞,立柱后,用烧土碎块掺和粘上填实墙基糟,形成上筑墙根。再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为支撑屋顶,室内一般也挖洞立柱。屋内地面下用红烧土块铺垫,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烤,有的屋内围筑灶坑。有些房屋设具有护棚的门道,还有的房屋备有撑檐立拄或专门的檐廊。关庙山F22是一座地面起建的长、宽近6米,房顶为四面坡的方形建筑④,门开于西墙正中,设有略高于居住面的门坎。该房屋的居住面、墙基及墙和室内设置立柱的材料、结构及构造程序,均同于上述大溪文化房屋建筑的一般情况。F22的灶坑,设在房屋正中,方形,四周有埂,内有一条南北向隔梁,将灶坑一分为二,埂、隔梁及灶坑面均抹泥敷平。灶坑东南角筑一高于灶坑埂的红烧上台,顶部呈锅底状,抹一层泥,可放置圆底釜一类的陶器。

    F22自灶坑东北角至北墙中部偏东,在室内垫层上起筑一堵隔墙,将房屋北半部分为东西两间。屋墙外四面均用红烧土块铺成散水,厚5—15厘米,低于室内地面12—15厘米。居住面上有陶器五件,其中一件筒形罐内还存着小石锛、骨笄、扁锥形骨器、小虎角及野猪牙各一件。散水上放着三件陶器和二件石斧。据此可看出当时居民简单的生产、生活情景。

    稳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是这种定居生活的必要前题。以稻壳碎末作为陶器的羼和料,红花套、关庙山、毛家山及三元宫等地建筑遗迹的红烧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2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3湖南省博物谊:《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④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土块中,普遍羼和稻壳和稻草末。红花套烧土块中的稻壳标本,经鉴定为粳稻。这些情况,显示大溪文化居民以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大溪遗址的堆积中,普遍夹有鱼骨渣,还见牛下颌骨、鹿角及牙和麂子角,不少墓葬使用鱼和龟及野猪牙及兽骨制品乃至狗随葬,例如m78、m93、m153及m138等均随葬了鱼138⑤内葬一4o—5o岁男性,随葬鱼六条,分别置于头下及左肩下各一,左手处和右脚下分别为二条、三条。在三元宫h8内,现了牛、羊、猪及鱼骨1。可见,当时渔猎及饲养业也居一定地位。各地均未见到网坠,只见到石矛、骨矛及石镞,可能当时江河中鱼相当丰富,以致无须制网捕鱼。同时,纺轮及骨针的现,证明还存在纺织及缝纫这类家庭副业。

    制石及制陶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两大手工生产部门。制陶已如前述。在大溪文化遗址及墓葬中,只现斧,铲、锄、锛、凿、刀、杵及砺石这几种石质制品。数量以斧最多,其次为锛,再次为凿,其余石制品的数量均很少。例如三元宫遗址中期出土斧、铸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66%和23.7%2;大溪第三次掘的墓葬中随葬的斧、锛、凿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56.7%、3o.6%和o.82%。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器身平面呈梯形,中段较顶部粗厚。穿孔石斧和石铲,数量较少,出现的时间较晚。石铸器身平面一般呈梯形,少数亦有呈长方形者。石凿则基本上呈长方形。石器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多数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第二页](快捷键→)